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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能源转型的冲击

斯德哥尔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冲击波。石油价格飞涨、粮食价格飙升带来了政治局势的动荡。上一次粮食价格波动如此剧烈,骚乱在从布基纳法索到孟加拉国的整个阿拉伯世界爆发。而这一次,能源和粮食危机还是在2019年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发生的。上述冲击何时才能结束呢?

冲击不会结束。因此,我们可以选择放弃和绝望,或者制定建立社会和政治适应性,以抵御未来冲击的政策计划。这些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选项,我们最好开始认真对待它,因为冲击很有可能会变得更糟。除地缘政治危机外,气候危机还将带来更大规模的破坏,包括凶猛的洪水、特大干旱,甚至可能在全球主要粮食产区同时出现粮食欠收。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最近已禁止出口,作为其应对今年春天毁灭性热浪的部分对策。

但事情其实是这样:减少面对冲击的脆弱性,例如,借助能源和粮食革命,同样是具有破坏性的。能源系统是工业化经济体的基石,需要对其进行彻底改革,以便在数十年内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煤炭和石油等大型行业将被迫收缩,而后消失。而农业、交通运输和其他行业则需要进行彻底的改变,从而变得更可持续、而且适应性更强。

因此,政治家所面临的挑战非常明确:那就是,制定公平的政策,以保护民众尽可能少受不可避免的冲击的影响。

一个具有重要潜力的理念是建立公民基金,上述基金将按照直截了当的费用和红利等式来运行。排放温室气体或开采自然资源的公司将向该基金支付费用,而后,再由基金平均分配给所有公民,从而在转型期及以后创造出某种经济缓冲。

这不仅仅是一个理念。1976年,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州长杰伊·哈蒙德建立了阿拉斯加永久基金,该基金向企业收取石油开采费,而后再将收益平均分配给该州的所有公民。2021年,每个符合条件的阿拉斯加人都收到了1,114美元——这不是“福利金,”而是该州共有资产所产生的红利(在上述案例中,是有限的石油供应)。有史以来所支付的最大数额是在共和党人萨拉·佩林2008年担任州长期间,当时每个阿拉斯加人都获得了3,269美元的意外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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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两位共和党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乔治·舒尔茨为全美提出了一项类似的计划,估计碳排放收费每年将为每个美国家庭带来2,000美元的红利。在3,500名经济学家的支持下,他们的计划不仅在企业和环境保护团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而且(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吸引了整个政治通道。

背后的经济学动机再简单不过。碳收费通过推高污染价格来降低排放。尽管企业会将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但最富有的人所受到的打击最大,因为他们毋庸置疑是规模最大、增长也最快的排放源头。与此同时,最穷的人将从股息中获得最大收益,因为对低收入家庭而言,2,000美元的意义远比高收入家庭更大。最终,绝大多数人都会有利可图。

但鉴于粮食和能源价格往往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打击最为严重,为什么要将红利分配给所有人呢?原因是如此规模的政策需要长期广泛的支持,而如果一项计划或政策至少能让人们有利可图,人们才更有可能去支持它。

此外,公民基金并不仅仅是减少排放和提供清洁能源转型经济安全网的一种方式。它还能通过为企业家和冒险者提供支持来提升创新和创造力,而我们将需要这些来改造我们的能源和粮食系统。

可以拓展公民基金的覆盖范围以纳入其他全球公共资产,包括采矿和其他采掘、塑料、海洋资源乃至知识、数据和网络等行业。上述所有行业都牵涉到共有的公共资产——其所有权归属全体民众——而且上述行业恰恰利用了这些共有资产,因此,要求他们为其所创造的负面外部效应买单是有道理的。

当然,全民基本红利并不是万能的。它必须成为更能抵御冲击的更大规模社会计划的组成部分,包括通过适用累进制税率和劳动者赋权来更努力地重新分配财富。为此,我与别人所共同领导的Earth4All正在制定一整套全新提案,我们认为,上述提案是建设具有凝聚力社会最有希望的途径,而这样的社会能更好地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出长期决策。

我们最重要的发现或许最显而易见,但同时也是很容易遭到忽视的。无论我们选择在应对巨大挑战时敷衍了事亦或竭尽所能建立弹性社会,未来我们面对破坏和冲击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接受这种破坏是唯一的选项,而公民基金显然扮演了减震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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