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在铺路造桥之前先做好制衡

华盛顿—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都认为美国经济饱受基础设施陈旧的拖累,两人都要求加大投资用于修缮和升级美国公共资本存量。目前,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其第一份预算大纲,这方面的动作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美国不是个例。事实上,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缺口问题比美国还要紧迫。其他发达经济体也需要提振萎靡的投资,新兴经济体则需要为人口增长、消费增加和交通支出需求提高做好准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所采取的措施正在开始刺激基础设施投资。在欧盟,容克计划——用欧盟资金来帮助风险较大、创新程度较高的项目融资——的目标是在2016—2018年间引导3,00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

而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动作更大——特别是中国,它正在国内和海外齐头并进。最近几年中,中国启动了一些国内筹资的机构,如丝路基金,并促进了新国际金融机构的成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做得好的话,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复兴萎靡的经济,并带来回报——通过刺激私人部门活动���巩固长期增长实现。但如果做得不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导致腐败和浪费,由纳税人为“无用的桥”买单。合理执行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包括融资;也要求项目的遴选、设计和实施阶段的无数细节都要紧密地得到管理。

而在这方面,成功的关键不仅包括职业技能和技术官僚专家。还包括透明而自由的媒体。公民应该获知关于项目的准确事实,以便他们可以监督进展、施压决策者保护公共利益。

托马斯·海勒布兰特(Tomas Hellebrandt)和我在我们的新书中预测,到203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中国和其他新兴亚洲国家的交通消费支出将翻两番。

每年挣200美元的人,用于交通的收入只占1%,而挣20,000美元的人,用于交通的收入占18%。在未来二十年中,年收入6,000—20,000美元的人数将增加十亿多,其中许多将购买人生第一辆车。与此同时,年收入20,000或以上的人数将增加近8亿,其中许多人将开始坐飞机休闲度假。

新兴经济体的交通网络必须迅速扩张才能满足这一增长的需求。而尽管发达经济体已经有了四通八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稳定的人口,但它们的网络急需更新和修缮。

新兴国家要想筹集足够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就必须扩大私人部门的作用;特别是退休基金和寿险公司可以提供巨大的资源。但要抓住这一机会,对这些投资者的审慎要求必须放松,以便它们能够持有多样化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组合。应该建立有多边和地区开发银行参与的合作投资平台,以提高这些投资的信誉。

为了吸引私人投资者,政府需要保持稳定的监管环境,不可肆意干涉。与此同时,政府必须监督和披露有私人参与的项目的财政义务,如目前智利的常规做法。这有助于防止政府对公私合作项目的担保给预算带来大于或等于GDP的1%的成本,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都超过了这一标准。

政府需要营造一种透明文化,以确保融资用于生产用途——而不是被非法挪用,或带着政治目的用于低增加值项目。标书和重要合同细节应该定期公布,整个采购过程和合同表现必须得到良好的历史记录和质量控制。

为了防止欺诈,政府应该奖励举报,并保护他们不受报复。许多最需要投资的新兴国家急需改革遴选和实施基础设施项目的制度框架。但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所有国家,因此发达国家也需要保护基础设施项目不受不合适的私人影响和官员的肆意干涉。

成功地提振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投资能让所有人获益。如今,新兴经济体是遏制气候变化的桥头堡,因此,如果这些国家的投资被用于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全世界都将受到裨益。建造新的地铁-铁路网络而不是公路有助于降低未来数十年的二氧化碳排放。

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支持绿色技术研发,以及为气候友好型基础设施投资提供金融激励(通过出口信用机构和多边和地区开发银行的渠道实现)来帮助提振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开放透明的国际采购体系下,最高效的技术将脱颖而出。

基础设施投资带来了无限憧憬,但要收获它的果实,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需要尽快加强采购的制度框架。而发达经济体的决策者应该保留和应用著名的制衡制度,以保证项目遴选的公平性,也让项目的额实施从头到尾都能获得监督。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IMF、IMF执行委员会和IMF管理层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