萎缩了的鱼群

一千年前,生活在我的家乡约克市的挪威人吃的鳕鱼重达八公斤。我们有幸得知这些是因为考古学家一向对中世纪的废物堆保持着浓厚兴趣。但今天,能得见超过两公斤的鳕鱼就已经算是幸运了。人类做了什么,使鱼类发生如此变化?这一点是否关系重大呢?

渔业政策旨在保护幼苗得以生长。原因不证自明:捕捞幼鱼会导致重量上大幅减产;而且鱼群也将因此失去繁殖机会,招致鱼类总储备量下降。例如, 欧盟共同渔业政策就是"通过调节海上捕捞数量、允许鱼苗繁殖和保证此类政策被切实执行来保护渔源"。

然而,就目前情况看,我们已经破坏了鱼类储备。存活下来的大鱼、成鱼寥寥无几。北海的鳕鱼就是很好的例证。假设选出一万条年龄一岁的鱼类个体作为研究对象,若只考虑自然死亡,大约有一千条能存活八年。但捕捞造成的死亡把这个数字降到了一百条左右。而由于过去二十年里的过度捕捞,该数字已经降到了大约三条。

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善,后果就会越来越明显,因此,考虑到我们的渔业治理现状,只有很少数的鱼类个体能够长大,长成。如果让鳕鱼处于自然生态环境,它们至少能存活三十年;可是一旦进入渔场,它们死在渔民手里的可能性比其他所有导致死亡的原因累加起来都要大。这可以说是人类开发海洋生物资源高效性的有力证明。

无论从物种短期生态健康,还是长期遗传健康的角度来看,鳕鱼和其它鱼类个体中大鱼、成鱼的消失实在令人不安。短期生态健康理念关注产卵问题,因为很多鱼类的产卵数量和它们的体格大小成正比。体格较大的个体与体格较小的个体比较而言,对未来种群数量的影响也会更大。实际上,鱼类初次产卵的成活率相对较低。因此,很大程度上依靠初次产卵鱼来维持产量(如果不改变现状,这种问题很快就会出现)的渔业政策是尤其存在缺陷的。

这一政策之所以令人怀疑还因为产卵的成活率每年都大不相同。鱼类储备补充匮乏的年份意味着渔场会失去新的鱼群和大部分产卵鱼,因为产卵鱼在得以再次产卵之前就已被捕捞。与此相反,大鱼个体死亡率较低的鱼群至少可以保存足够数量的大鱼,为来年产卵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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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长期关注的问题是捕渔应该具有选择性。渔民的目的在于收获利润最大的鱼种和该鱼种中利润最大的个体。和其他生命群一样,当我们有目的地对其进行人工选择时,鱼群生长会发生基因上的改变。过度捕捞给基因带来的后果是鱼群的增长速度减慢,个体的成熟期缩短。

在很多渔场也确有鱼群提早成熟的实例。这样的变化快到足可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得以见证。比如,二十世纪初,在北海一条成熟的鳕鱼一般不短于五十厘米,而到了八十年代,一条成熟的鳕鱼就只有十五厘米那么长了。所以海里有很多鱼没有足龄就开始交配。通过保护大鱼、成鱼,人工选择的目的由缩短鱼类成熟期,转变为加快生长速度,安全渡过最不该被捕捞的阶段。

由此给鱼类带来的基因改变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认识到。而预防原则提示人类必须负起责任,把海洋界的生物资源传给后代,以使他们享受和我们同样丰富的资源。

我们需要根本性的新思想来指导渔业管理,以克服因当前不当行为造成的生态和进化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思维定式即使仅稍做改变,人们也该认识到对诸如鳕鱼这类鱼群而言,体格巨大便是一种美丽。用增加大鱼、成鱼存活数量的措施来重新构建渔业管理的新方法,将对短期意义上的鱼群健康大有裨益。我们的后代也会因此感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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