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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退位

隆达,西班牙——随着世界在英国退欧的余波冲击下动荡,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渐渐明白他们严重低估了现有全球化形势的脆弱程度。正在席卷全球的民众反抗浪潮采取的形式相互重叠而多样化:重新强调地方和国家身份、要求加强民主控制和问责、拒绝中间政党和不信任精英与专家。

出现这样的反弹是可以预见的。某些经济学家,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确警告过在现有的管理、稳定及合法化市场制度的边界以外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金融贸易超级全球化本意是创造无缝衔接的世界市场,但却撕裂了国内社会。

更出人意料的是人们果断采取了右倾的政治对策。欧洲各国主要是民族主义者和本土民粹主义者显露峥嵘,而左翼只在希腊和西班牙等少数地区有所斩获。美国右翼煽动家唐纳德·特朗普成功地取代了共和党当权派,而左翼份子伯尼·桑德斯却未能打败中间派的希拉里·克林顿。

正在崛起的新兴当权派极不情愿的达成共识:全球化加剧了阶级分裂,拉大了有资源和有能力利用世界市场者和不具备上述能力者之间的鸿沟。收入和阶级分化,相对于以种族、民族或宗教身份为基础的分化,传统上会强化左翼政治势力。那么左翼势力究竟为什么没能实现政治挑战全球化?

答案之一是其他全球化“冲击”被移民问题掩盖了。人们感受到来自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贫困国家的大批移民和难民涌入加剧了身份分化,而极右翼政客可以驾轻就熟地利用这样的现状。因此从特朗普到马琳·勒庞等右翼政治家在重新确立国家地位的主张中掺入大量反穆斯林象征主义也就毫不奇怪了。

拉美民主国家提供了一种很能说明问题的对照。全球化在上述国家主要表现为贸易和外资冲击,而不是移民冲击。全球化几乎等同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和金融开放。中东和非洲移民问题仍十分有限,在政治上并不突出。因此在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最具灾难性的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民粹主义回归是以左翼形式完成的。

欧洲右翼回归的两个主要除外特例——希腊和西班牙——情况是类似的。在希腊,主要的政治断点是欧洲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制推行的紧缩政策。而在西班牙,直到不久前多数移民还来自文化相似的拉美国家。极右翼势力在其他地方快速发展的温床在上述两国都是不存在的。

但拉美和南欧的状况或许暴露了左翼势力一个更大的弱点:那就是缺少重塑21世纪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明确计划。从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到巴西工党,左翼势力除收入转移等改良政策外,都未能提出经济上可行且政治上受欢迎的想法。

所以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很大程度上要为此负责。他们不仅没能为左翼改革计划作出贡献,反而很轻易���让位给市场原教旨主义并全盘接受了其核心原则。更糟的是,他们在关键时间节点领导了超全球化运动。

欧盟、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资本自由流动——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奉为政策标准可能是近几十年来对全球经济最致命的政策。哈佛商学院教授艾儒蔚( Rawi Abdelal)已经证明,20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推动这项工作的不是自由市场理论者,而是像(欧盟委员会)雅克·德洛尔和(经合组织)亨利·沙夫兰斯基这样与法国社会党有紧密联系的法国技术官僚。同样,在美国完成这项工作的是与亲凯恩斯主义民主党有关的劳伦斯·萨默斯等大力推进放松金融管制的技术官僚。

法国社会党技术官僚似乎从20世纪80年代初密特朗未能成功的凯恩斯主义试验中得出结论,认为国内经济管理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没有其他真正的措施能够取代金融全球化。能够遵循的最佳路线图是制定欧洲及全球规则,而不是坐视德美等强国强制推行他们自己的规则。

好消息是左翼学术真空正在得到填补,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没有其他选择”的专制举措。左翼政界人士越来越没有理由不去借鉴“可敬的”经济学学术力量。

举几个例子:安娜特·阿德马蒂西蒙·约翰逊一贯主张激进的银行改革;托马斯·皮克特和托尼·阿特金森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针对国内不平等的政策;马里亚纳·马祖卡托和张夏准开创性地指出调动公共部门以促进包容性创新的方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共同提出了全球改革;布拉德·迪隆、杰弗里·萨克斯和劳伦斯·萨默斯(就是同一个人!)呼吁对基础设施和绿色经济领域进行长期公共投资。已经有足够的元素供左翼人士在制定纲领性经济对策时使用。

左右翼势力最关键的差别在于社会越分裂右翼越壮大——右翼奉行“我们”和“他们”的逻辑——而左翼如果取得成功却能通过弥合鸿沟的改革来消除社会分裂。因此才有了早期左翼改革(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所产生的悖论,在拯救资本主义的同时却让自身成为多余的。如果再不出现这样的对策,民粹主义者和极右翼团体就会趁虚而入,他们将像以前那样领导世界,而他们的领导只能加剧分裂和引发更多冲突。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