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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平、高效、可行的气候协定

坎布里奇—我们应该如何评估在本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所达成的协定?12月12日,协议一宣布,这一争论便应运而生。

一些热情的环保主义者对协定感到失望,因为它没有坚决要求将2050年全球变暖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水平以上1.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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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承诺未必可信。巴黎所达成的成果其实比这一承诺要好,因为谈判者能够在迈向正确方向的实践步骤上取得一致。个体国家承诺在短期限制排放量,并规定了未来监督和定期评估目标。这比制定遥远的崇高的目标而不不顾实现可能要好得多。重要的是,气候协定启动了。

从四个关键方面看,如果你将全球气候变化视为一个重要问题,并希望采取可行的步骤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巴黎协定是一个好协定。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巴黎协定获得了全面的参与,188个国家给出了个体承诺,即“国家自定贡献”(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INDCs)。在过去,人们只期望富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发展中国家被明确免去了减排责任。这必须改变,部分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是排放增长最快的地方。此外,如果美国等国家担心排碳行业只需要简单地迁往发展中国家,那么它们是不会同意限制它们的排放的。

其次,巴黎协定包含了未来评估和修订目标的程序。每五年,各方将进行盘查、更新承诺。目标可以根据未来发展情况调整激进程度(更加激进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科学家的预测兑现的话)。INDC修订谈判将从2018年开始,尽管第一批目标的效力期限定在了2020年。

第三,巴黎协议采取了增加各国进展监控、报告和证实的透明度的措施。从2023年开始,各国每五年需要报告一次排放目标的遵守情况。美国和欧洲促使中国和印度接受了这一点。但没有透明度,INDC就不可信。

第四,巴黎协定包含了促进国际联系的机制,包括富裕国家居民为贫穷国家减排融资的规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掏钱让穷国不要建造新燃煤发电站要比关闭富国的已有燃煤发电站代价低廉。而以低成本实现第一轮INDC将是决定各国在未来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重要因素。

实现更激进的环境目标,特别是将变暖幅度控制在1.5℃之内或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当然是实现灾难情景风险最小化的好途径。事实上,第一批INDC本身并不足以将变暖幅度控制在2℃之内(2010年坎昆所达成的全球目标)。

宣布宏大目标与实现这些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实现1.5℃目标的经济成本很高,这根本不是问题的重点。无论如何,领导人都无法做出未来35年后的可信承诺。而如果一项计划要想影响到今天的众多商业决定,它就必须是可信的。

一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也许因为另一个原因而不太高兴:富裕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融资没有写入协定有法律约束力的部分。富裕国家确实承诺它们有道德上的责任帮助(比如)小岛国应对海平面升高所带来的“损失和伤害”。但它们拒绝了正式接受法律义务的要求。

这是困难局面中的理性选择。富裕国家不可否认它们过去的排放给世界造成了伤害。在国内法律体系内,一个土地被(比如)淹的实体有权向导致这一伤害的实体主张补偿。但主权国家并不存在于这样的体系中。1,000亿美元融资的数字永远有问题。发展中国家担心富裕国家不会给钱,至少不会给现金;它们是对的。富裕国家担心这些“赔款”会流入地方精英的腰包不知所踪,它们也是对的。因此,不要作出承诺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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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国家确实有主张权利的底气。一位普通美国人的碳排放量是普通印度人的十倍,而印度不应该被剥夺经济地发展的权利。但解决这些公平问题的最佳办法是通过一致的排放目标。较富裕国家所承诺的措施应该——总体而言也确实如此——比贫穷国家更大更多。国家越富裕,其相对于基线的减排目标就应该更激进。目标应该考虑到发展阶段,如此,贫穷国家可能根据国际联系机制从增加减排力度中获得补偿。

巴黎协定用这样的方法确保了公平和效率。形成这一协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而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但谈判者成功地形成了一个计划,给我们带来了实践进步的希望,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