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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环境刑事法庭

内罗毕—今年戈德曼环境奖的结果对于环保积极主义领导人来说值得庆祝。但这也是认识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努力需要多大的勇气的良机。

我的好友贝塔·卡塞雷斯(Berta Cáceres)和我在2015年获得了戈德曼环境奖,贝塔在获奖演说上说道:“我将我的生命献给地球母亲。”不久前,贝塔在洪都拉斯被暗杀。她的故事是一个悲剧,但不是偶然。事实上,一个月后,另一位戈德曼环境奖得主伊西德罗·鲍德内格罗·洛佩兹(Isidro Baldenegro López)遭遇枪击身亡。

对一位环保活跃分子来说,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比如,美国爆发了针对游行反对达科他州管道的环保者的暴力事件。警方被控过度使用武力驱逐史坦丁洛克(Standing Rock)苏族部落及其支持者,他们认为管道工程将污染水源,破坏宝贵的墓葬。

幸运的是,没人在这些示威中丧生。但在其他地区,在比较脆弱的民主国家,反对污染者的环保分子正在冒生命危险。全球目击组织(Global Witness)的报告记录,光是2015年就有16个国家的185人被杀。这几乎是当年遇害记者人数的两倍。

我本人的经验也凸显出环保卫士所面临的危险。八年来,位于肯尼亚农村的奥维诺乌胡鲁(Owino Uhuru)的我的社区一直暴露在国家许可的冶炼厂所导致的铅污染的毒害之下。奥维诺乌胡鲁录得的最高铅含量水平高达每升420微克。在被广泛曝光的密歇根州弗林特(Flint)污染事件中,铅污染读数为每升35微克。

在发现我们正在被毒害后,我的社区奋起反击。我们写信给政府,并组织了和平示威。在社区的支持下,我成立了正义、治理和环境行动中心(CJGEA),问责国家和公司确保人民拥有干净健康的环境。

2016年2月,CJGEA向法院起诉六家国家机关和两家企业。结果一无所获。一年后,我们在本地报纸公告准备起诉两家企业,引起一片混乱。

尽管贝塔、伊西德罗和其他许多人惨遭杀害,但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挑战有权有势的政府许可的经营活动的危险。很快我就收到了恐吓电话,警告我看紧我的儿子。社区内的环保积极分子纷纷遭袭,他们的房子挥舞砍刀的暴徒包围。我的一位紧密盟友的儿子并未知人士劫持——所幸随后获释。

你也许会认为国家会保护公民免受这种伎俩的威胁,如果一开始没能避免他们惨遭毒害的话。我们没有违反法律;相反,我们一直支持肯尼亚宪法,它保证公民拥有安全健康的环境的权利。但也许我们不应该对国家的行为大惊小怪。毕竟。2015年肯尼亚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反对要求保护人权捍卫者的联合国决议,和肯尼亚一样投反对票的只有13个国家。

大自然给了足以满足每个人需要的东西,但无法满足每个人的贪婪。随着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非洲美丽富饶、矿产丰富的土地对寻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者越来越有吸引力。但是,政府固然应该欢迎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机会,也不应该允许公司破坏环境、威胁居民的健康和生计。

贝塔、伊西德罗和我的故事表明,我们不可在依赖国家机构——如国家执法当局——确保这一结果,更不用说调查和起诉破坏地球和我们与之斗争的罪犯了。因此,世界需要一个独立的、得到国际承认的司法机关,让社区和活跃分子有门起诉环境犯罪。

2012年3月,联合国首次认命了人权和环境特别报告员,这是非常积极的一步。但我们需要一个强力系统。二十年前,国际刑事法庭成立,我们有了起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地方。针对环境和环保者的犯罪也应该有类似的法庭。

让支持环保法和监管的声音收声是自欺欺人。人类和地球面临死亡威胁。为阻止死亡而斗争的人值得保护,决不能让他们付出更多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