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是糟糕的交易

新德里—廉价石油和天然气的时代已经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或者更具体地说，欧洲在国际供应已经趋紧时雄心勃勃的摆脱俄罗斯的化石燃料的尝试——正在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引发全球能源危机风险。替代能源看起来越来越有吸引力，好像理所应当。但（尤其是）拥抱水电有其自身的风险。

水电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可再生能源，几乎占全球所有低碳发电量的一半。它的吸引力源于几个因素。几十年来，它是最具成本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许多水力发电厂可以比核能、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厂更快地增加或减少发电量。风能和太阳能输出波动很大，而水力发电可以使用水库实现可靠发电，这使其成为众多不同资源的良好补充。

但是有一个障碍。最常见的水力发电厂需要在河流和溪流中筑坝。水电大坝具有巨大而持久的生态足迹。

首先，水力发电本身不会排放温室气体，但水坝和水库会排放大量甲烷、二氧化碳和一氧化二氮。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热带地区——它们可以产生比化石燃料发电厂更多的温室气体。一项研究发现甲烷——至少比二氧化碳强 34 倍的温室气体——占人工水库排放的约 80%，各种各样的地理、气候、季节和植被因素会影响水库的排放。

此外，虽然水电大坝经常被吹捧可以提供清洁饮用水、控制洪水、支持灌溉，但它们也会改变河流的温度和水质，阻碍富营养沉积物的流动。这些沉积物对于帮助退化的下游平原土壤恢复肥力、防止河道侵蚀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

当大坝截留从山区流入的沉积物时，三角洲就会萎缩和下沉。这使咸水侵入内陆，从而破坏淡水和咸水之间的微妙平衡，而这一平衡对于沿海河口和泻湖的关键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它还使三角洲全面暴露于风暴和飓风的力量之下。在亚洲，人口稠密的三角洲——天津、上海、广州、曼谷和达卡等特大城市的所在地——已经在迅速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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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还带来了高昂的社会成本。 2007 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透露，中国为水利工程迁移 2290 万人，这个数字多于 100 多个国家的人口。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三峡大坝于 2012 年全面投入运营，迁移人数超 140 万。

最重要的是，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水电的可靠性。如果缓解措施被证明无法充分减缓全球变暖——这种情况可能性越来越大——干旱的频率和强度就会不断上升。随着河流和水库水位下降——开放水库的蒸发加剧了这一问题——转动涡轮机所需的水压也会下降，使发电量减少。此外，巨坝还会加剧下游干旱，如湄公河流域所发生的那样。

大坝造价昂贵、工期动辄数年，因此投资建造更多大坝是否明智至少值得商榷。但世界对水坝的热爱仍在继续。地球上近三分之二的长河已经被人类改造，近 60,000 座大型水坝中大部分在过去七十年中建成。并且全球大坝建设继续以惊人的速度进行。 2014 年，至少有 3,700 座重要的水坝正在建设或规划。从那时起，大坝热潮变得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现在是此类建设的全球热点。

从巴尔干半岛到南美洲都都有水坝建设活动，但中国作为世界上水坝最多的国家和最大的水坝输出国，处于领先地位。从 2001 年到 2020 年，中国为其在 38 个国家建设的总计超 27 吉瓦的水电项目提供了超过 440 亿美元的贷款。

尽管有引发毁灭性地震的风险，中国在地震活跃地区也毫不犹豫地修建水坝。中国真的应该更清楚：中国自己的科学家也认为 2008 年汶川地震与位于震中附近的新紫坪铺大联有关起来，这场地震造成青藏高原东缘87,000 多人死亡。

毫无疑问，世界必须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是建造更多的水电大坝——尤其是在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流域，如亚马逊河、雅鲁藏布江、刚果河和湄公河——并非解决之道。相反，全球大坝狂热相当于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我们用地球的长期健康来换取转瞬即逝的能源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