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ke1_Romolo Tavani_Getty Images_globe pandemic Romolo Tavani/Getty Images

重视疫情后的恢复能力

斯德哥尔摩—如果说2019年新冠疫情教会了这个世界什么,那就是每当我们低估恢复能力,所付出的代价——包括生命损失、经济破坏和人类潜力的浪费——就会非常惨重。通过汲取这一教训,我们可以实现未来抵御冲击能力的提升。

过去几个世纪,社会已经找到了一个进步和繁荣的简单公式:那就是经济增长。产量和生产率的稳步增长似乎是解决所有难题的灵丹妙药,包括粮食不安全、贫困和疾病。但我们现在是否已经到达了增长战略成为陷阱的转折点,因为单纯的增长战略正在更大范围内产生新的问题?

看上去是这样。在本月召开的有史以来首次诺贝尔奖峰会前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未来”中,我和我的同事提出,世界未能重视社会和生态弹性意味着本世纪所面临的冲击将会更加严重、更具破坏力,并在几个世纪乃至几千年内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但我们可以通过推动平等、信任与合作来建立社会弹性,并通过重视多样性和复杂性而非效率和简单化来实现生态弹性的提升。

疫情残酷地凸显了忽视弹性的风险。我们的经济已经变得如此相互依赖,以至于一个国家的命运取决于半个世界以外其他国家的表现。我们的城市往往是工业和创新的蜂巢,现在却已沦为疾病的热点。我们的运输系统可以完美地将病原体运往世界各处。而我们的某些主要通讯网将谎言和错误信息至于真相之上,因此很难分清事实和虚构。

极端不平等往往以显而易见的方式降低了社会弹性。相对贫困的国家,因为医院较少、研究力量较弱、治理能力较低,因此导致疫情管理能力不足。而在富裕社会,穷人往往最为脆弱,因为他们的风险因素更高。他们被迫面对更高的空气污染,更容易被肥胖所困扰,而且生活在比富人更为拥挤的环境中。因此,疫情往往对他们打击更大,在他们当中能够实现更快传播。

但经济不平等也会以其他方式侵蚀弹性。不平等现象更严重的社会人们往往更不信任政府,部分原因是贫困民众认为政客主要为精英利益服务。这种状况可能鼓励民粹领袖的崛起,并且加大推行影响全社会所有民众的长期政策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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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非常有难度。但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认为,本世界可能的最严重冲击来源于我们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有毒。生物圈——即靠近地球表面的生命繁衍区域——至少有35亿年的历史。但在人的短短一生中,主要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系统性地降低了自己家园的恢复能力,从而导致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后果。

人类正在对生物圈进行切片、分割和简化操作。我们主要以农业为目的管理地球上75%的可居住土地。我们强占了陆地植物所提供能源的1/4,而人类及其牲畜则占所有哺乳动物权重的96%。随着我们在森林、湿地和草原上披荆斩棘,那些适应能力最强的物种——即能够以最快速度适应人类环境甚至茁壮成长的物种——往往是蝙蝠和老鼠,这些生物最容易寄生病原体。

生物圈的恢复能力——即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保持原状、吸收冲击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取决于多样性,同时也取决于面对不确定性和未知条件下生命再生物质和以全新方式进化的能力。增强这样的弹性需要我们尊重星球边界和支持生态多样性。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待和评价全球公共资源需要采用一种全新的方式。

我们正在面临一场完美风暴。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评估全球文明弹性的方法,首先要承认其嵌入生物圈并受到生物圈的影响。简言之,我们必须开始与所居住的星球合作。我们不能以为亚马逊公司估值的同样方法来对亚马逊雨林的价值进行计量。同样,我们无法以与消费品同样的方式对洋流或南极的稳定——两者均以显露出脆弱的迹象——进行定价。我们还需要重视团结一致的社会,重视包容、信任与合作。

2019年新冠疫情对社会来讲是一个变革的时刻。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2030年前减半温室气体排放量。我们清楚,第4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而且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就知道,一切照旧绝非建设繁荣和可持续未来的方法。

我们现在必须改造经济,将多样性和弹性置于简单和效率之上。这首先意味着,我们要摒弃那些与我们称之为家的星球脱节的简单而具有破坏性的增长策略。相反,政府必须重新引导经济活力,使得人类及其自然环境的弹性得到保障。归根结底,重视弹性是可以与重视人类未来等量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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