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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碳权利的社会成本

伦敦/纽约—美国总统拜登承诺美国将重新加入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行列,这值得庆贺。但美国和世界必须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在这方面,拜登1月20日签署的行政令——建立温室气体社会成本跨部门工作小组(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on the Social Cost of Greenhouse Gases)——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该小组的任务是更好地估算排放到大气中的每吨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给社会(以及地球)造成的美元成本。这个数字被称为碳的社会成本(SCC),将给决策者和政府机构提供评估旨在遏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公共项目和监管措施——以及一切可能间接影响排放的项目和监管措施——的基础。

如果小组给出的数字较低,那么众多减排项目和监管措施就不会落实,因为代价将超过预估的气候收益。因此,得出正确的数字至关重要——我们所谓的正确是指比过去更高。

总体而言,有两种办法计算这一成本。一种方法是奥巴马总统政府所使用的方法,直接估算额外排放一单位碳所造成的未来伤害。

不幸的是,这一技术很难很好地落实。奥巴马政府所采用的方法有重大缺陷,导致其估算的SCC过低,到2030年为每吨50美元(2007年美元)。因此,哪怕在特朗普还没有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世界——特别是美国——走在气候变化措施不足的路上。

问题在于奥巴马政府用的是综合评估模型,顾名思义,这些模型综合了经济学和环境科学,以计算未来一个多世纪的经济和气候趋势。综合经济学和环境固然意义重大,但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这些模型不可靠,它们产生的估计范围不一,不同的假设会带来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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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这些模型的一个流行的版本的一个主要结论是我们必须接受相对前工业化水平3.5摄氏度的全球变暖幅度。这一数字远高于国际社会在2015年巴黎协定中所同意的1.5-2℃上限。事实上,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强调,全球变暖2℃所带来的风险远高于1.5℃,因此,3.5℃的风险显然过于巨大了。

3.5℃的升温源自模型的假设,包括其非常危险地没有认真考虑气候变化失控对环境、生命和经济所带来的极端风险。此外,综合评估模型没有充分认识到创新的潜在作用以及气候行动的规模回报递增。

奥巴马方法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对子孙后代不利。遏制排放的收益多在于避免未来几十年后的危险的气候变化。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愿意在多大程度上照顾我们的孩子和孙辈。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过尔尔”,那么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事。但如果我们真的在乎他们,那么就必须把这种在乎恰当地体现在我们的计算中。

形式上,奥巴马时代的方法论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假设贴现率,即1美元在明年(以及明年的明年)相较今天价值会缩水多少。奥巴马政府采用了3%的年贴现率,这意味着要在50年后节约1美元,只需要在今天支出22美分;要在100年后节约1美元,今天只需要支出不到5美分。

给予子孙后代的福祉如此低的权重,在道德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但如果考虑风险的话,这甚至也不符合经济理性。

毕竟,我们为了避免明天的损失而在今天支付保险费——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降低风险而掏钱。平均而言,我们通常会支付(比如)1.20美元来换取明年的1美元,因为保险公司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兑付——比如说发生了交通事故或家中着火。降低未来风险需要付钱,因此合理的贴现率很低甚至可以为负,如本例中潜在后果包括巨大破坏的话。

今天在气候行动上的支出就像是买保险,因为它降低了未来气候灾害的风险。因此,风险转化为较低的贴现率和较高的碳定价。

如今,拜登政府重新致力于将全球变暖幅度限定在1.5-2℃的国际目标,它应该采取第二种,也是更可靠的方法计算SCC。这便是我们需要付出多高的价格来足够大幅度地降低排放,以阻止世界温度危险地升高。

这个定价将鼓励我们所需要的低碳投资和创新,帮助我们的城市不再那么拥挤和污染严重。还需要其他许多补充性政策,包括政府投资和监管等。我们联合领导的国际碳定价委员会在其2017年的报告中强调,遏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越成功,未来碳定价就会越低。但可能的SCC 到 2030年将更接近于每吨100美元,而不是奥巴马政府所(用3%的贴现率)得出的50美元。我们在2017年所提出的位于50-100美元区间上限的SCC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巴黎协定的目标正确地提高了雄心——1.5℃的变暖上限和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这看上去属于技术问题,最好留给专家去解决。但太多专家并未考虑到气候风险的规模,子孙后代的福利,以及正确激励下的气候行动的机会。

拜登政府必须给碳污染制定足够高的价格,以鼓励兑现其对美国人和世界所做的承诺所需要采取的大规模紧急行动。地球的未来取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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