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自然界

约克—六千六百万年前，一个天体撞击了地球，让恐龙灭绝。哺乳类动物因此获得了生存空间，并最终演化出有工具武装、具备语言能力的直立猿类，有人认为，它们的力量对地球的改变之大几乎可以和那颗小天体相提并论。随着我们进入所谓的人类世，人类活动主导着气候和环境影响，我们必须认真仔细地审视我们如何使用这一力量。

很多人认为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自然”——被人类所毒害。但考虑到人类系在世界生态系统中演化而成，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杀绝物种、毁灭森林、污染大气——都可以视为演化过程的自然产物。

根据这一逻辑，世界并没有因为我们改变了它而变得不那么自然。可以说，环保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所奉行让环境恢复过去的自己是在与自然作对。当今世界的现实是根本不可能完全将生物界的人类与非人类影响区分开来。

纵观地球生命史，生态和演化过程一直是生物界从环境变化中存活下来的途径。因此，环保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不应该自动反对这一变化，而应该区分“好变化”和“坏变化”。挑战就在于定义好与坏。

大部分人会同意，彻底灭绝一个物种是一件坏事。但对于一些物种的消亡（如容易染病的岛屿鸟类），我我们可以选择不去干预，因为现实地说，很难阻止它们被演化上“更高等”的模式（如能抵抗病原体的鸟类）取代。我个人支持灭绝毒性最强的人类病原体。

尽管如此，保护尽可能多的物种是有意义的。今天存在的物种的后代将继续组成所有未来生态系统——它们形成于人类或地球过程形成奇特的条件时——因此，拥有更多种类的物种是一个明显的优势。事实上，更多物种形成了环境的“备用件”，保护算得上是一种长期环境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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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较大的是将物种转移到新生态系统中。园丁喜欢在后院种植外来物种，但本地种常常将开始在后院中生长的“外来”植物视为入侵者——对过去的危险的偏离。有时候，这些植物连除草剂都无从除去。

对这种变化的抵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英国要等待1,000年左右才会将一个物种，比如兔子，视为本地种。在澳大利亚，澳洲野狗——几百年前引入——是否应该被认为是本地种仍在争论当中。

但到目前为止，大约2,000中非本地动植物并未直接导致本地种灭绝，大部分只是引起了很微小的伤害或毫无伤害。事实上，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外来物种的输入和传播增加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这些地区性的生物多样性增加——欧洲国家和美国野生植物种类数量增加了20%，夏威夷群岛和其他太平洋岛屿植物物种数量增加了一倍——应该被视为是积极的发展趋势。

考虑到这一点——并且将大部分外来物种遣返也不现实——新来物种或多或少应该被立即接受。这显然要比打着某种理想化的旧自然世界旗号旷日持久地争论它们更有意义。

这不是倒退，因为全新物种一直在产生，特别是通过迁移物种的杂交。在过去三个世纪中，在英国演化的杂种作物——如大米草和猴面花——要比整个欧洲灭绝的作物（以灭绝记录为准）更多。北美也有类似情况。

这一在人类帮助下发生的新演化意味着在人类世，我们其实既是旧生物多样性的毁灭者，也是新生物多样性的创造者。我们不再仅仅依靠地球；现在我们也在改变地球。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绝对应该明确绝非所有改变都是“坏的”。但对于让物种适应环境变化的生物学改变——物种一直是通过这一过程实现生存——我们应该采取更多的接受乃至积极的态度。

我在我的新书《地球的继承者：灭绝时代自然如何繁荣》（Inheritors of the Earth: How Nature is Thriving in an Age of Extinction）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自然界”中。它仍然和过去一样被生态和演化动态所推动。区别在于这一动态如今主要来自76亿（并在不断增加）的人类的活动。物种将进入新的人类创造的环境，并与我们一同演化。我们应该让它们这样演化。也许我们甚至应该帮助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