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Spence, a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i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Emeritus and a former 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He is Senior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Senior Adviser to General Atlantic, and Chairman of the firm’s Global Growth Institute. He is Chai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Asia Global Institute and serves on the Academic Committee at Luohan Academy. He is a former chair of the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a co-author (with Mohamed A. El-Erian, Gordon Brown, and Reid Lidow) of Permacrisis: A Plan to Fix a Fractured World (Simon & Schuster, 2023).
发自米兰—净零承诺当前正处于风口上。世界各地的国家、企业和其他国家都承诺要在某个特定日期前消除温室气体净排放——某些国家的设定早到2030年。但净零目标并不等同于将全球变暖限制在巴黎气候协定的1.5°C目标或是任何特定变暖水平,而达成净零排放的路径才是真正实现变革之处。
专家们对此早已深有体会。比如国际能源署于202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就描绘了一条以五年为间隔的详细路径,计划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给世界“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C以内”。这篇分析最显著的要点——至少在我看来——是到2030年所需的减排幅度:大约80亿吨化石燃料相关排放,使我们从当前的34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减少到260亿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排放量必须以每年5.8%的速度下降。如果全球经济在此期间以保守估计的2%年增长率增长,全球经济的碳强度(每创造1000美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每年下降7.8%。虽然该强度在过去40年间一直在下降,但这一趋势远未达到上述速度:1980~2021年间的碳强度平均每年仅下降1.3%。
这一比率还不足以使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近乎恒定,更不用说让其下降了。事实上由于全球GDP增速超出碳强度下降速度约两个百分点,在此期间的排放量大致翻了一番。其中一个原因是各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努力来降低碳强度。这种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兴经济体变得更加富裕的副产品(越发达的经济体碳强度越低)。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气候变化得到政策制定者的更多关注,下降速度确实加快了,自2010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1.9%。鉴于各类供给侧限制如今困扰着全球经济——未来几年的年增长率很可能只有2%——碳排放强度的进一步小幅降低或许足以使全球经济达到或接近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峰值。如果是由数字技术的扩散推动的话,更高的全球增长甚至可能不会阻碍降低经济碳强度的努力,。
排放峰值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除非排放量随后能急剧下降,否则我们每年仍将向大气中排放约340亿吨二氧化碳。尽管国际能源署报告没有提到如果我们大幅错失前两个临时目标(2025年和2030年)会有什么后果,但人们或许会觉得跨过1.5°C门槛几乎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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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达到国际能源署目标的各项工具。正如该报告明确指出的那样,在最初十年里并不需要新的技术突破。此外需要为此付出的成本似乎并不令人生畏。比如风能和太阳能的价格近年来都大幅下降。但全球经济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必须发生巨大的变革,只是这些变革似乎都没有国际能源署时间表所要求的那么快。
而发人深省的事实则是国际能源署报告提出的到2030年实现26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目标并无法实现,因为全球经济的碳强度正在以仅为所需速度1/4的速度下降。这个变量是有可能出现急剧变化的,也许有人会争辩说260亿吨仍然是一个有用的理想目标,但这似乎并不是特别现实。
是坚持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更好,因为它代表着对人类和地球的最佳路径,还是将这个目标修改为更为可行的目标?继续吹捧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是否会阻碍进步,因为这让人们变得士气低落,或者干脆不再认为这种努力是可靠的?或者默默接受放弃这条雄心勃勃路径的所有后果——包括跨越不可逆转临界点的风险——是不是更糟糕?
无论世界选择哪条道路,我们都将面临同一个挑战:大幅且快速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世界经济由195个拥有不同文化和政治制度并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组成,其中涵盖无数大小和类型的企业和80亿个人。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行动(快速能源转换)和不行动(气候变化)这两种作为的广泛分配性影响都很难厘定,尤其是在国际谈判中。
但有一些方法可以简化这一挑战。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半数来自于7个经济体: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俄罗斯,而G20经济体则占据了70%。这些大型经济体的协调一致努力将对排放轨迹产生实质性影响,或许更重要的是能创造出实现净零目标所需的技术和管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