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红利优于碳税

萨拉索塔—气候变化是世界最紧迫的问题，而在美国，至少左派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今年早些时候，同为民主党人的纽约州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克尔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马尔基（Edward Markey）提出了绿色新政（GND）方案，为美国提供了经济去碳化蓝图。但是，尽管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总统竞争者支持他们的方案，中间派民主党和共和党仍然坚持不同的气候政策方针。

关键的中间派方案符合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路，即碳税。其思维很简单：如果你对化石燃料进入经济的入口征税——不管是在井口、矿中还是港口——就能充分捕获污染的社会成本。用经济学的术语，这被称为庇谷税，因为它是为了纠正市场的不良结果，即英国经学家亚瑟·庇谷（Arthur Pigou）所谓的负外部性——在这个例子中，就是要为全球变暖负责的温室气体排放。

作为气候变化的应对之道，碳税立即在横跨整个政治谱系的经济学家中大受欢迎，它也确实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它还远远不够。经济想要以经济平等、政治可行的方式实现迅速去碳化，需要绿色新政级别的全面方案。这意味着结合某些基于市场的政策和大规模私人和公共部门投资，并仔细地起草环境监管。

即便如此，纳入标准碳税仍会带来一定风险。法国总统马克龙深知这一点。他的国家陷入示威骚乱已经好几个月，而示威的起因正是新化石燃料税。每周一次的“黄马甲”示威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除非环境政策考虑到当今高企的不平等性水平，否则选民不会接受。

尽管如此，进步派在推动更多绿色投资时，将着眼于让碳税作为收入来源。毕竟，取决于其规模，它每年可以筹集近一万亿美元。但他们不可直接征税，而应该考虑实施碳红利，碳会被征税，但税收后入按照平等比例返回给人民。是的，这会方案为绿色新政筹资的一个手段；但它能确保向无碳经济的转型保持正轨，保护中低阶层家庭的收入。

碳红利的一个常见反对时它会挫败碳定价的初衷，而碳定价时为了鼓励人们减少排放。并非如此。要究其原因，可假设你是一位低收入美国人，目前每个月汽油费要花掉75美元。嘉定你的驾驶行为保持不变，那么每吨230美元的碳税——让我们能够将全球变暖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水平以上2.5℃以内的最低要求——将令你每个月的燃料支出增加59美元，达到134美元，或增加79%。因此，你毫无疑问将感到自己变得更穷了。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收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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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象一下有碳红利的情况：你将收到每月187美元的支付，抵消价格上涨而有余，让你感到自己变富了。但这难道不会同时让你有更大的激励使用汽油吗？经济学理论认为不会。

仅仅因为汽油价格上涨，并不意味着经济中的其他一切都会跟进。相反，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的商品和服务将变得相对更贵。因此，你将在用碳红利开更多的车以及用碳红利增加其他东西的消费之间做出选择，如与友人共进晚餐或买一双新跑鞋。这些社交聚会和跑鞋便是你减少碳使用的激励。经济学家称之为“替代效应”。

如此，碳红利将逐渐助推人们、大企业和政府远离碳密集消费，靠近减少排放的活动和投资。同样重要的是，碳红利将保护穷人。直接碳税具有内在累退性，因为它意味着穷人和富人要承担同样的成本。但碳红利能够扭转这一效应，因为每一返回的美元，对于低收入家庭的意义都要大于富裕家庭。

此外，全世界飞来飞去、在大房子里用冷气暖气、开低效运动型汽车的也是富人。因为他们所引领的生活方式远比其他人更加碳密集，他们也应该贡献远为更大的人均碳红利。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付出远大于所得，而最贫穷的60%美国人所得将大于付出。

简言之，碳红利将把主要来自富裕高污染者的资金分配给主要为中低收入的低污染者，同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其本身便是正确方向的明智举措——不会导致“黄马甲”暴动。但它绝非万灵丹。对于气候变化，根本不存在万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