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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济各教皇的真正任务

格兰岱尔,加利福尼亚—作为最恪守传统的宗教之一,天主教的核心中包含着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正在变得日益尖锐。随着方济各教皇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海外之行——前往全球天主教徒人数最多的国家巴西——我们很难看清天主教的方向,尽管我们有过去的惯性可以参考。

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问鼎教皇宝座让这个谜团更加扑朔迷离了。这位教廷首席耶稣会神父曾被成为“黑教皇”,因为他的教袍颜色纯黑(如果不是他别有用心的话)。如今,耶稣会士第一次成为教皇,而且还用了一个相当不“耶稣会”的名字——方济各,这进一步增加了离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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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些动作在一个以意象而繁荣昌盛的机构颇可古怪,它们属于象征性的虚饰。我们已经看腻了方济各亲吻婴孩的照片;如今他在巴西和全世界所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战略问题。

一项此类挑战——梵蒂冈银行——不下于奥吉厄斯的牛棚(Augean stables)。在同一个句子里出现“梵蒂冈”和“银行”这两个词,那定是一个关于无能和欺诈的笑话的开头。

为了找到解决之道,方济各任命了一个特别教廷金融委员会。但梵蒂冈银行又称为宗教工作研究所(Institute for Works of Religion),它成立于1942年,并无多深的天主教根基。尽管它以神秘臭名昭著,但其经营与教会更敏感、更教条的核心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除此之外,委员会成员都是绝无污点的忠诚亲信,方济各所任命的调研更宽范围改革事宜的红衣主教亦然。

与此同时,方济各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旨在让所有人都满意。他加快了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二世的追圣过程,前者开启了近半个世纪前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Vatican II),后者是一位独裁教皇,压抑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自由化冲动。他还宣布了大赦——免于“炼狱的痛苦”——对象是在互联网上跟随他访问里约热内卢天主教青年节的教众。

这些措施难以激发生气——不管是对此不屑一顾的天主教徒,还是“简单的忠实信徒”。他们有好感(feel-good)价值,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问题的核心在于方济各的行动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自上而下的革命”风格一致。特别是,方济各推出的变化都不会削弱教皇的权力。“教皇至高无上”——天主教神学家在谈及新教神学家时经常用这个词——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更大的教训是天主教君主模式与附着于其上的层级制自从反宗教改革运动(Counter Reformation)以来一直没有变化。比如,当牧师离开“圣职”时,他们便“退回世俗状态”——有居高临下之嫌的专用词,天主教的顽固不化可见一斑。

这并非新状况。新状况是它所开展的环境。天主教在鼎盛时期集合了相当分散的管理(由单枪匹马的主教支配)和整齐划一的信仰。耶稣会士往往要经过13年左右才能获得圣职,原因之一是正统的长期教化需要牧师,而牧师与“寺院教士”(regular clergy,训练期只有前者的一半)不同,他们是流动的,不受主教的直接控制。

这一状况目前已几近逆转。教会管理变得越来越受统一的民法的约束。与此同时,自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来——与此同时,团结一致的同袍之志也在衰落——礼拜者不再感到有义务遵守教会法。“相对主义”、“自助式天主教”和类似的东西无处不在。

教皇权威岌岌可危,特别在相对世俗的西方。方济各可以通过发表关于教会之外的社会公正的意见吸引注意力,但教皇要影响天主教徒本身的习惯和神学观念已经十分困难,后者现在按照自己的意思思想和行动。他可以斥责——到目前为止,方济各一直在试图避免采取这一招——但他无法说服。

如果说教会的第一个困境与教皇权威有效性的基础有关的话,那么第二个困境在于性。两者之间互相关联。方济各的前任用倒退的论调警告女性的作用,方济各对此敬而远之;并且他也没有追随梵蒂冈对傲慢的美国修女的“访问”(实际上是“宗教裁判”)。但对于后者,他将之记于书中,并且在同性恋问题上相当传统。

天主教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作为制度化教会的核心的独身男子神学观——的大男子主义是数百年的老传统。反女权文化弥漫于天主教。有思想的神学家可以区分性心理问题;但是,在实践中,对滑向灾难的担心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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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牵一发——比如牧师的独身要求——就能动全身。解放新教就是一例,他们出发点良好,但失去了信徒。

你可以说,在这方面的让步可以承认态度和行为的现实,让教会有所进步。你也可以说,改革的后果将不会像担心的那样是一场有组织的灾难——如同清理梵蒂冈银行这样的坏水能重建基督教精神的信誉。但方济各并未作此言论,他周围的人也没有显示出理解这一点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