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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救不了美国民主制度

坎布里奇——最近曝光的一位来自情报界的告密者指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向外国领导人做出不恰当承诺,这一消息遭到曝光后再次点燃了不久前人们曾对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报告所寄予的希望。许多被特朗普的违反规则、歪曲事实和两极分化的总统任期所激怒的人一直相信政治体制将以某种方式惩戒、约束或罢免他。但上述希望当时就遭到了误导,现在也是一样。

受够特朗普和忠实支持他的共和党的绝大部分选民不应指望华盛顿内部人士或白马王子来让特朗普负责。这是全社会的责任,首先是要通过投票,必要时还要上街示威游行。

华盛顿内部势力和宪法可以拯救美国的自负来自于有关美国体制起源的某种共同说法。按照这样的说法,美国人的民主和自由归功于建国者高瞻远瞩地设计了一套充满智慧的制度,而这套制度拥有恰当的制衡、分权和其他类型的安全保障。

正如我们在新著狭窄的通道: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中所说的那样,民主制度和自由并不是这样产生的。恰恰相反,它们的出现受到全社会动员、明确表达意愿以及在可能情况下愿意使用投票箱并在不可能情况下愿意走上街头的保护。美国也是不能例外的。

美国创始人像当时的英国经济和知识精英一样,竭力制定法律和制度来支持一个由志同道合的执政者所统治的强大、有能力的国家。其中几个人将某种形式的君主制视为最佳选择。

制定于1787年的美国宪法反映了这些先入为主的理念。其中并没有包含一项权利法案,并且含有许多非民主因素。而且这绝不是一种疏忽。建国者的主要目标是平息普通美国人日益高涨的民主热情并驯服立法机构,因为宪法的前身是联邦条款,而联邦条款则授权了立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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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战争后,许多人在所承诺的全新自由的吸引下,决心积极参与决策。各州都在积极应对民众压力、减免债务、印刷钞票和增加税收。他们的肆意挥霍和不受控制给许多建国者留下了深刻的颠覆性印象,尤其是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乔治·华盛顿。他们所起草的宪法不仅意在管理国家经济政策和国防,而且还决意将民主的精灵塞回到瓶中。

麦迪逊令人信服地强调了这一点:“首先必须让政府控制被统治者;而后才能谈得上迫使政府控制其自身。”事实上,建国者并不认为民众抗议和直选代表是好事,民众过多卷入政治也是一样。

同样,麦迪逊忧虑“人口的增加必然加大那些将在一切生活的艰辛中劳动的人口比例,并暗暗叹息利益分配不可能更加平等。这最终将导致那些摆脱了贫穷感的人成为少数。”宪法其实意在防止“平等分配利益”的愿望最终变为实际政策。

宪法的催化剂之一是1786到87年在西马萨诸塞州爆发的谢斯叛乱,当时约4,000人拿起武器,加入一位革命战争老兵丹尼尔·谢斯所领导的反对严重经济困难、沉重税收负担和政治腐败的抗议运动。联邦政府无力资助和部署军队镇压叛乱为建国者敲响了警钟:需要更强大的国家来遏制和平息动员起来的民众。宪法就是要实现这一目标。

但这项工作并没有完全按计划进行。人们质疑建国者的国家建设工作。许多人担心强大国家的后果,尤其一旦民主冲动被逆转之后。呼吁明确保障民众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麦迪逊本人则开始倡导一项权利法案,以说服其所在州弗吉尼亚批准宪法条文。他随后以支持人权法案为借口参选总统,提出“安抚民众思想非常有必要。”

宪法包括制衡和分权,部分目的是“迫使[政府]控制其自身。”但确保美国更加民主以及民众权力更加安全并不是它们的主要目标。按照建国者们的设想,这些制度设计,包括精英阶层、由间接选举产生出来的参议院并不需要保护民众免受联邦政府的影响,反而需要保护政府避免过度的民主热情。

因此,毫不奇怪,在美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没有因为体制防范过度民主或宪法的卓越设计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而是通过全民动员的抗议活动。

例如,在19世纪后半叶,当有钱有势的巨头“强盗大亨”开始主宰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时,他们并没有受到法院或国会的控制(恰恰相反,他们控制了这些政府部门)。这些强盗大亨及其赋权他们的体制只有在全民动员时才被要求承担责任,当时人们组织起来并通过参议员直选等方式成功地选举出承诺管理巨头、平衡经济竞争环境以及提高民主参与度的政治家。

同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并非分权最终打破了南部合法的种族主义和镇压。相反,这应当归功于那些抗议者组织、破坏并掀起一场迫使联邦机构采取行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约翰·F·肯尼迪总统最终被说服进行干预,随后针对1963年5月2日的“儿童十字军东征”出台了一部民权法,逮捕了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参与抗议活动的数百名儿童。正如肯尼迪所言,“伯明翰和其他地方爆发的事件强化了民众对平等的呼声,乃至没有哪个聪明的城市或国家立法机构能够选择无视它。”

同样,今天只有社会总动员才能在政治动荡和危机时刻拯救美国。我们不能指望白马王子或制衡制度来完成这项工作。而且即使能够做到,除在投票中大败以外的任何事都会让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到被冤枉和欺骗,从而进一步加深两极分化。更糟的是,这将开辟让精英去制衡精英的先例,从而导致社会更加被动。如果这样,下一次假设一个无良领袖比特朗普做的还要糟糕,而精英们却没有伸出援手又将如何?

从这样一个角度,穆勒送给美国民主的最大礼物是一份避免发起弹劾程序的报告,但这份报告揭露了总统的虚伪、腐败和犯罪,以便选民们能够动员起来,行使他们取代不合格领袖的权力和职责。

宪法不能拯救美国民主。它从来就不能。能够做到的只有美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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