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 with tape on their faces take part in a march called by Kenyan journalists SIMON MAINA/AFP/Getty Images

肯尼亚民主的教训

内罗毕—3月27日,八位国家传媒集团(Nation Media Group)专栏作家从《国家》(Nation)报辞职,原因是缺乏编辑独立性。对这份肯尼亚最大的日报来说,顶尖人才的出走只是对其已经败坏的名誉的最新一击。近几个月来,《国家》经历了一系列尴尬,包括高管遭遇解雇、母公司大量裁员,以及关于国家干预编辑过程的指控

但辞职事件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曾经名高望重的机构的唾弃;它提醒我们,媒体仍然是初出茅庐的肯尼亚民主的强大参与者。当政府控制记者时——不论在肯尼亚还是在其他地方——都会自食其果。

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肯尼亚有相当长的可称之为“积极新闻”(activist journalism)的传统——传播新闻和思想启发政治或社会行动。这一行为有其反殖民主义根源;1960年《国家》创立时,便和《新非洲人》(New African)和《鼓声》(Drum)等泛非洲出版物一道反对殖民统治。《国家》给了肯尼亚人一个发出异见的平台,在它的记者的领导下,它帮助示威群众构思概念、口号和标语,生动展现他们的运动。对许多专栏作家来说,为这些杂志写作便是一种抵抗活动。

在西方,积极新闻含有贬义,暗指偏见。但在非洲,这种新闻在历史上通过迫使所有者更多地关注公共利益而非利润,从而保持媒体的诚实。但在肯尼亚,这一模式因为公共资金在私人媒体上做广告以及日益激烈的镇压而受到制约。

肯尼亚传媒业比大部分非洲国家利润更高,这让一些人认为肯尼亚的媒体是自由的。但情况日益与此相反。许多媒体公司依赖政府广告收入,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这笔支出被当局用来审查不利的报道。这就是八位辞职《国家》专栏作家所说的“国家俘虏媒体”的要素之一。

平心而论,官方审查在肯尼亚不是新鲜事。1982年未遂政变后,许多小报纸被国家关闭,1988—1990年间,至少有20家报纸被迫永久停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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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在政府压迫时期,聪明的记者也总能找到异见观点的受众。20世纪90年代肯尼亚民主运动年其间,最有影响力人之一是幽默作家瓦赫姆·木塔希(Wahome Mutahi),他绕过国家管制,模仿极权总统莫伊。木塔希最终因为他的文字而在臭名昭著的那雅约大楼(Nyayo House)经历了15个月的折磨。

莫伊下台后,肯尼亚媒体经历了复兴;到2012年,肯尼亚有301家广播台和83家电视台,而20世纪90年代时只有三个电视网络。但新闻媒体的增长和国家政治的自由化并未转化为更多新闻自由。相反,在从成功的2002年选举到2007年选举后暴力期间的短暂放松后,记者再一次成为目标。

镇压有的严酷——包括羁押、拷打和消灭——有的微妙。比如,2016年政治漫画家古德弗雷·姆万彭瓦(Godfrey Mwampembwa,以加多(Gado)的名字为人所知)被迫从《国家》的岗位上离职。他的老板并没有直接炒掉这位最受欢迎的供稿人的鱿鱼。相反,他只是合同到期不续签而已。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大卫·恩迪(David Ndii)身上。恩迪是一位经济学家为《周日国家》(Sunday Nation)撰写反对意见专栏。

但这些离职与2月初的政府行动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为了阻止记者报道当时的反对派领导人雷拉·奥丁加(Raila Odinga)所举行的示威,肯尼亚政府强迫三家私人电视台停播多日,完全无视法院停止播送管制的裁决。其中一家电视台国家电视台(Nation Television)的记者们被堵在办公室中,与律师合作寻求避免被捕。事件过去后,所有三甲电视网络的高管都辞去了职务。

如果没有敢为天下先的记者,肯尼亚的亲民主运动可能永远不会成功。积极专栏作家普及了政策,帮助公众理解政治决定。在木塔希的例子中,在模仿中用自己的家人是一个策略,意在证明小家的独裁与政治暴君式的极权总统没有什么区别。

如今,肯尼亚人需要类似的思考方式。但是,就在肯尼亚民主制度可以成为这面明镜的最大受益者的同时,在历史上坚持这样做的人现在却相信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镇压。

对肯尼亚来说,《国家》的公开陨落代价高昂。但这也说明,新闻自由远不止于让记者言所欲言,随时发言,不拘一格。新闻自由还意味着问责媒体所有者。一个由妥协的媒体制定的高度竞争性的选举制度更有可能助推而不是阻止异见,而肯尼亚的民主将因为肯尼亚公众启蒙的领航者的倒行逆施而蒙受损失。

http://prosyn.org/n346fMk/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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