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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传染性疾病

如今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已经不仅仅是栖息地消失和物种灭绝了,它还是新发传染性疾病(EID’s)——诸如艾滋病(人类)、埃博拉(人类和猩猩)、西尼罗河病毒和禽流感(人和鸟类), chytrid壶菌(两栖动物)以及瘟热(海狮)等所引发的危机。我们有足够理由来严肃对待这些事件,因为EID’s看来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进化过程。

这是因为许多病原体能够传染诸多宿主,但是却只在某些宿主居住的地方才能进化。病菌通过独特的方式在宿主之间传播。举例来说,若某种病菌是通过某种居住在树顶的昆虫传播的,那么那些从不离开地面的宿主就不可能被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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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而言,艾滋病、埃博拉、西尼罗河病毒和禽流感只是无数EID’s中最新出现的几种。一百万年前,当我们的祖先从非洲丛林搬迁至大草原时,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战斗力极强的肉食动物。由于和那些早就存在的肉食动物一起食用猎物,他们得上了原先只在狼狗、大型猫科动物和非洲猎狗身上才会寄居的绦虫。

当人类开始迁徙出非洲的时候,他们把一部分病菌携带到了新地区,在那里他们把病菌传给了当地人,而当地的病菌也在新来人群身上定居下来。农业和城市化使我们接触了更多的病菌。如果那时候就有医生的话,他们会把所有这些都称为EID’s。

地域限制和特殊的传播方式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部分病菌只在一小部分宿主物种上出现,通常情况下是只在一种物种上出现,但却保持着感染更多物种的能力。但是气候变化改变了一切。物种离开了他们原本生存的地区,生态系统因此发生改变。病菌开始接触那些它们以前从未碰到过、易受感染的、也从未有机会发展免疫力的宿主。结果,EID’s不仅仅成为可能;而是成为一种必然。事实上,气候变化的每一步都产生了EID’s。

从时间和成本角度来看,对问题先知先觉总比到时候再应对危机来得有效。不幸的是,我们通常忙于与现存的疾病作战而未能将目光放远。

举例来说,栖居在哥斯达黎加的白尾鹿身上有六种蜱,但是没有一种携带当地报道的莱姆病(Lyme Disease)。结果,那里就没有任何有关莱姆病的公共健康咨询。但是某些蜱与已知的莱姆病携带者极为相近,因此他们是潜在的携带者。这种古老的——但却难以诊断的疾病就会在无意中由诸如一个无症状的生态旅行家这样简单的人或物带进哥斯达黎加。

有关哥斯达黎加鹿蜱的信息来源于北哥斯达黎加的脊椎动物寄生虫目录,但同类目录却只有这么一本。我们还得做得更好一点。这个星球超过50%的物种是某种形态的寄生虫,包括影响人类的病菌,牲畜,庄稼和野生动物。但是,相对于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全部了解程度,我们只记录了全世界病菌的10%还不到。其余的90%就是潜在的EID’s。

因此,由于我们无法对未被证明存在性的病菌物种先发制“菌”,我们面临着一个潜在危机,而这个危机产生于我们对生物圈的根本性忽略。这使很多病菌在我们重新找到新栖息地、把物种带到四处并改变现行生态系统的时候,成为等候我们的“进化中的地雷”。但是,大部分资源仍然被用于应付已知的EID’s,而不是对潜在EID’s的风险进行评估,。

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完善全球物种目录。就从现在开始。

用更快更便宜的计算机来演绎的这五十万年以来的搜寻和收集经验,结合以价钱更低速度更快的分子分析,使得这个工作可行且经济。使用基因“条形码”进行快速鉴定能够提高发现物种并确定潜在EID’s传播动力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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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拥有尤为特别的传播模式,而密切相关的物种群的传播模式可能颇为相像。 例如,所有类型的疟疾都是通过蚊子传播的。一旦能够将它们分类,我们就能够在对两者都知之甚少的基础上对两种密切相关的物种进行预测,既省时间又省钱。最终,这些信息将被数字化并在国际互联网上免费向所有有关的研究者和党派公开。

如果EID’s寥寥无几,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也许是划算的。但是EID’s绝非寥若晨星。相反,它们是大规模环境变化下地理分布的自然产物。所以我们再也不能视而不见、消极行事,我们应该变得博学多闻并采取积极态度。正如常说的运动谚语那样:赢要保持,输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