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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民主失败

坎布里奇—英国投票决定脱离欧盟的真正疯狂之处不在于英国领导人敢于让老百姓权衡欧元成员资格的好处和由此导致的移民压力,而在于这个退出障碍低得可笑,只需要简单多数。由于投票率只有70%左右,这意味着脱欧阵营只需要36%的合格选民支持就可以得逞。

这不是民主;这是共和政体的俄罗斯轮盘赌。一个有着巨大后果的决定——远比修订一国宪法(当然,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后果更大——在没有合适制衡的情况下做出了。

需要一年后再进行一次投票以确认结果吗?不。需要议会多数支持英国退出吗?显然不。英国民众真的知道他们在投什么票吗?显然不。事实上,没人对后果有任何了解,不管是对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英国,还是对国内政治稳定的影响。这恐怕绝非美妙图景。

提醒一下,天佑西方公民生活在和平时代:改变环境和重点可以通过民主程序而不是对外和对内战争实现。但对于不可撤销的、给予国家定义的决定,什么才是民主程序?在一个雨天以52%的支持率实现脱离真的足够了吗?

就持久性和确定偏好(conviction of preferences)而言,大部分社会为寻求离婚的夫妻设置的障碍都要大于首相卡梅伦政府给脱离欧盟的决定所设置的障碍。英国退出派不是这一游戏的发明者;此前有过多次先例,包括2014年的苏格兰和1995年的魁北克。但是,此前俄罗斯轮盘从未转到过子弹。这一次转到了子弹,因此是时候反思游戏规则了。

无论如何,在任何时候,通过多数规则达成的任何决定必然是“民主”的,这一思想是对民主的曲解。现代民主已经演化出制衡制度以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和避免做出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信息不足的决定。决定越是重大和持久,决策障碍越高。

因此,(比如)修订宪法索要克服的障碍一般而言远高于通过支出法案。但目前脱离与一个国家的国际标准似乎远远要比降低饮酒年龄要低。

如今,欧洲面临着一系列后续脱欧投票,一个紧迫的问题是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做出这些决定。我调查了不少著名政治学家,想搞清楚是否存在学术上的共识。不幸的是,简单的回答是否定的。

一方面,英国退出决定可能在投票箱中看起来十分简单,但事实上没人知道脱离的结果会带来什么。我们知道的是,在实践中,大部分国家的国家定义决定需要“压倒性多数”,而不仅仅是51%。没有普遍的标准(如60%),但一般的原则是,最低限度至少要保证多数具有确然稳定性。一个国家不应该基于极其微弱、情绪窗口的短暂变化就可以推翻的差距来做出不可推翻的根本性决定。即便此次投���后英国经济不陷入全面衰退(英镑贬值或能缓冲最初的冲击),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失序也很有可能让一些投票支持脱欧者感到“买家的后悔”。

自远古时代以来,哲学家便试图设计制度以实现多数规则的强度与确保信息灵通的群体在关键性决定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更不用说让少数群体的生意被听见)的需要之间的平衡。在古希腊斯巴达的国民大会上,投票通过喝彩声音的高低来体现。人们通过声音的高低来体现他们的偏好强弱,由一位主持会议的官员仔细聆听,然后宣布结果。这种方法不完美,但也许比英国公投要好一点。

从某些方面看,斯巴达的姊妹城邦雅典堪称最纯粹的民主历史榜样。所有阶级都拥有平等的选票(尽管只授予男性)。但最终,在一些灾难性战争决定后,雅典人发现需要将更多权力授予独立机构。

如果要求回答欧元成员资格问题(顺便说一句,其实并没有这一要求),英国会怎么做?显然,障碍会显著提高;比如,英国退出应该要求(比方说)两次群众投票,相隔至少两年,并随后在下议院以60%以上多数通过。如果英国退出仍然获胜,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这不是民意分裂的一时写照。

英国的公投让欧洲陷入了混乱。很多事情将取决于世界如何反应以及英国政府如何重组自身。一个要点是是不但要盘点结果,也要盘点过程。任何重新制定关于一国边界的长期存在的安排的行动都绝不应该仅仅要求一次性简单多数投票。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当前国际简单多数的规则不啻致乱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