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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安全”的伦理性

一个不祥的新词已经悄悄潜入生命科学和生物制药研究:“生物安全”(biosecirity)。这个词反映出人们已经日渐意识到,生命科学领域和生物制药领域的飞速进步有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利,但使科学进步成为可能的那些知识、工具、技术也可能被滥用,造成故意伤害。

生物技术研究是一项真正的全球事业,所以任何解决这一“二元应用”困境的努力最终都必须是国际性的。在确保风险管理的种种努力能增强安全,加强国际协作以确保非恶意使用科学进步方面,国际科学界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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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和路易斯维尔大学的罗纳德·阿特拉斯教授一起向《科学》杂志递交了一份题为《生命科学的伦理规范》的提案。我们提出的需要一种规范及其内容的要求,遇到了各种互相激烈冲突的观点的冲击。科学界日益认识到科学本身不是不受价值控制的活动,因此,选择从事何种研究,如何从事一定要服从于伦理原则。但是,还是有一群科学家反对这一观念。他们争辩说绝对不应该限制对新知识的研究,只有在对该知识进行应用时,伦理原则才相关。

在我们发表在《科学》上的这篇文章中,我们对科学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观点进行了思考。但是,正如我们指出的一样,“即使那些质疑规范价值的人也同意在生命科学(包括生物防务研究)领域的研究,必须以安全、道德的方式进行。”公开公布这种需要的团体包括世界医药协会大会,英国医学协会,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英国议会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领导者。

需要一套伦理规范,是因为如果管理不善,科学就会带来危害,而科学的这种力量已经有了巨大增长。社会委托科学家和科研机构来展示我们对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的敬畏。我们需要防护措施来确保他们能完成我们的委托,尤其要确保科学不会被用于生物恐怖主义和生物战争。

为科学制定一套伦理规范可以给我们带来几大好处:可强调对提议的科学研究进行审核和对现行研究(尤其是以人类或动物为主题的研究)进行监管的重要性。也可建立一套科学公开透明的基本推定,同时在有真正风险时,在科学知识可能被用来造成严重伤害时,考虑到意外情况的发生。此外,伦理规范还有助于保护“投诉者”,是这些投诉者让有关当局或公众注意到侵犯伦理规范的行为。最后,这样也能为对那些诚恳反对参与某些研究的意见留出余地。简而言之,从初期开始,这套规范就有助于将道德纳入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尽管现在大家还没有就伦理规范达成一致意见,但很多科学家都同意积极的公共卫生系统是防止生物威胁(不管这种威胁是有意造成的,还是无意造成的)最重要的防卫措施。传统上,安全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分属不同领域,引发的政策反应也各不相同。但现在,这两种问题却互相重合。要防止故意滥用科学来传播疾病或投毒,需要强化对自然发生的传染病和中毒事件的应对力度。总之,一方面要加强公共卫生、生物安全与生物安全(biosecurity),另一方面要防止生物恐怖主义。这两类行动相互关联,互为补充。

但是,对潜在的新型生物武器的思考,引发了让人非常担心的可能性,使我们又回到了在科学研究中如何确保伦理不受侵犯的问题。比如,“综合生物学”包括从活体的DNA组分中创造活体,因此我们能够自由地重新设计生命。在未来两年里,使这一创造成为可能的技术就将普及,成本也会大大降低。我们应该考虑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如要求暂停这种开发或对需要的相关仪器进行登记等。

对在战争中以“毒药或瘟疫”为武器的禁忌,自古有之。在很多文化中,使用这些武器一直被认为是可耻之事,并为国际习惯法和国际条约所禁止。禁忌与神圣同在:我们认为神圣的东西,则以禁忌保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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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在很多行为中,我们都失去了“神圣”和“禁忌”这两个概念。在生命科学为我们提供的各种崭新的可能性面前,要想保持对所有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的敬畏,我们迫切需要重新找回这两个概念。与防止生命科学变成死亡科学相比,这一挑战的重要性也丝毫不差。挑战需要来自各方面,如个人、机构、社会以至全球的各种各样综合的、多元化的协调反应。

最重要的事,这一挑战要求我们拥有正直、诚实的品格,要求我们互相信任、找到勇气,但有时也需要有所制约。在国际关系和合作上,这些都绝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