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

无需征税的机器人化?

发自纽黑文——去年五月,由欧洲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成员,欧洲议会议员玛蒂·德尔沃(Mady Delvaux)编写的一份欧洲议会报告草案提出了向机器人征税的想法。报告强调机器人如何促进了不平等现象,并以此提出或许需要“为了税收和社会保障缴款的目的,让企业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对自身经济表现的贡献程度和比例进行申报“。

除了对此表示赞成比尔·盖茨之外,公众对德尔沃的提议是一面倒的反对。但我们不应将这个想法置诸脑后。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看到了Google Home和Amazon Echo Dot(Alexa)这类某种家务劳动取代型设备的激增。同样,Delphi和nuTonomy公司在新加坡落地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已经开始取代出租车司机的位置。而使用Starship Technologies微型自动驾驶车辆的Doordash外卖送餐服务公司也在取代送餐小哥。

由于人们在失业时——通常是失去那些他们密切认同,可能花了数年时间来准备的职位——会产生种种个人问题,一旦这些和其他人类劳动替代性创新取得成功的话,要求向其征税的呼声必然会日益频繁。乐观主义者指出,被技术所取代的人们总会找到新的工作;但随着机器人革命的加速,人们日益质疑这种新工作是否存在。对机器人征税的倡导者希望此举能会减缓这个过程,至少暂时性的,并提供收入来资助人们的职业转型,例如对下岗工人进行再培训。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对于一个人的健康人生来说,这类方案��能与我们的工作一样重要。埃德蒙·S·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在其《有益的工作》一书中强调了维持一种“社会地位——使命”的根本重要性。当很多人都没法再找到工作来维持家庭的时候,麻烦的后果就会接踵而来,如同菲尔普斯所强调的那样,“整个社区的运作可能会受到损害”。换句话说,机器人化存在一些外部性,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矫正。

机器人税的批评者们则强调“机器人”一词的模糊性使得税基难以界定。评论家还强调新机器人对生产率的增长拥有巨大且不可否认的好处。

但在过渡到另一个职业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可不能那么快就将机器人税排除在外,而是应该将其归入针对机器人革命所产生后果的更宏大应对方案中。

除了“定额税”之外的所有税收都会在经济体中引发扭曲作用。但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征收定额税——不管收入或支出如何,都缴一样的税——因为这意味着收入越少税负越大,还可能会压垮那些无力付税的穷人。所以税收必须与一些提示纳税能力的活动相关联,可不管是什么活动,只要关联起来就会被遏制。

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在1927年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指出如果要尽量减少因税收引起的经济扭曲,就该对所有的活动都征税,并提出了一个税率设定方法。虽然他的抽象理论从来没有成为指导制定实际税率的全面可操作原则,但它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反驳了那种认为除少数活动之外所有活动的税收都应该为零,或者所有的活动都应以同样税率征税的观点。

创造外部性的活动应该承担的税率可能比拉姆齐所提出的更高。例如,酒精饮料税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嗜酒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会对婚姻,家庭和个人生活都造成破坏。从1920年到1933年,美国试图进行更严格的市场干预:彻底禁止含酒精饮料。但事实证明是不可能消除酒精消费。而与禁酒令的终结相伴而生的酒精税则是一种温和的遏制形式。

针对机器人税的讨论应该考虑我们在面对不断拉大的不平等状况时究竟有何种替代方案。探讨实施更高的所得累进税并界定“基本收入”是自然而然的,但这些措施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而如果一项税收得不到广泛支持,即使实施也难以长久。

当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收(通常在战时)被提高时,也只是暂时的。最终,大多数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对成功人士征税来补助那些平凡的人是在贬低后者,即便是受援助者通常也不希望伸手要钱。政治家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在竞选时通常不会鼓吹要没收高收入者资产来补贴低收入者。

因此,税制必须重组以弥补机器人所引发的收入不平等。对机器人而不仅仅是高收入人士征税可能在政治上更容易接受,从而也是可持续的。虽然这不是像所得税一样对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征税,但实际上这可能意味着对更高收入的更高税收,如果这些高收入是在涉及用机器人取代人类的活动中所取得的话。

对机器人的适度税收,即便是仅仅减缓这类破坏性技术推广的临时税,似乎是一项旨在解决日益严重不平等现象的政策的天然组件。其收入可以投入工资保险,帮助那些被新技术取代的人们,并使之得过渡到不同的职业。这符合我们自然的正义感,因此人们也更能容忍这类税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