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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碎超级病菌

伦敦—最新的抗生素效果越来越差,不但对肺炎和尿路感染等常规疾病是如此,对各种传染病,比如结核病和疟疾,也是如此,这些疾病如今再一次变得难以治愈。G-7领导人在最近的联合声明承诺解决“抗生素耐药性”(AMR),包含面更广的G-20——以及首次担任其主席国的中国——应该担起下一阶段战斗的领导责任。

无法解决AMR将影响所有人,不论他们的国籍和国家的发展水平。事实上,到2050年,可能有1,000万人死于AMR,而今天的人数为700,000,而中国和印度均将有一百万受害者。到那时,据估计GDP总损失将达到100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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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的战略无论多么精心设计,如果不能包括国际社会其他部分,就无从成功。毕竟,如果传染病随着携带病菌的人类传播,那么抗药性也会随之扩散,这意味着解决AMR的唯一办法是齐心协力。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同意实施“全球AMR行动计划”,并呼吁联合国在2016年举行高规格政治领导人会议。

在与AMR的抗争中,新兴经济体——它们拥有庞大的人口、日益增加的财富和国际势力——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屈一指的便是中国。由我担任主席的抗耐药性评估(Review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已经建议中国承担这样的责任,并在与一些中国决策者的讨论中提出了这一点。

从现在开始到2016年,我们必须搭建好让中国大显身手的舞台。G-7国家应该采取切实措施实现它们在联合宣言中做出的承诺,以促进这方面的进步。

一个承诺是减少畜牧业抗生素的使用。一些欧洲政府已经在监管这方面行为上取得了重大进步。美国的动作比较迟缓,但最近也有了重要的政策动作。

但也许改变畜牧养殖方式的最佳办法是向大型食品公司施压——在这方面,消费者的作用最为显著。事实上,对健康食品(包括无抗生素肉类)的需求的增加已迫使麦当劳、好事多(Costco)和肯德基等食品业巨头宣布逐步淘汰含抗生素肉类的计划。

政府应该利用这一趋势,实施大范围社交媒体宣传战,强调所有人都应该养成能够间接减少防腐剂需求的更聪明、更健康的习惯。这一宣传战成本低、潜在回报高,很有吸引力。

联合宣言中的第二个承诺——帮助确保药物旨在需要时使用——看起来理所当然,但实际上这是导致AMR的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如宣言所指出的——是开发和改善快速检测诊断工具。

毫无疑问,改善诊断技术在世界顶尖科技公司的能力范围内。但它们只有在有信心卫生体系会使用它们的创新时才会进行这方面的投资。如果(比如)政府强制要求在开具抗身素处方前进行某些皮试,高科技公司就能得到必要的激励。

这一要求将面临批评,一些人认为皮试时间太长,有时在治疗开始前并不一定可行。也许偶尔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但很多地区能够快速有效的皮试却没有广泛使用——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如此。

以最常见的传染病之一——喉咙痛为例。它通常由病毒而非细菌引起,但仍频繁使用抗生素治疗——这样做不但效率很低,还助长了AMR。

迅速简易的筛查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筛查技术。在某英国连锁药店的实验中(实事求是地讲,样本数较小),这项筛查降低了近60%的抗生素消费数量。开发也推广这一技术的投资可以大大降低非必要的抗生素喉咙痛治疗,更不用说对卫生体系压力的缓解和节约医生时间了。

抗耐药性评估建议、G-7国家承认的第三个当务之急是改进监控耐药性传染病的传播,特别是在数据缺失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英国政府一马当先,3月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承诺投入1.95亿英镑帮助新兴国家开展抗耐药性项目。各大基金会也有可能拿出资金用于抗耐药性项目。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在着眼于通过生物制药前沿研究和开发局(Biomedical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支持新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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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危机,几乎每一项挑战和危机都需要坚定的政治承诺和大手笔投资才能解决。但事实上,在AMR问题上,政府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够阻止大危机的爆发,而其成本只是危机爆发后响应成本的几分之一。比如,在解决最近的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爆发的过程中,光是美国就拿出了54亿美元的公共资金。再加上卫生体系甚至雇主的储蓄,解决AMR的联合行动的性价比将会更高。

因此,G-7政府应该加紧解决AMR。因此,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也应该加入战斗。只要齐心协力,我们能够捍卫我们的药品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