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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还是生活

伦敦——苹果的新款腕表跟踪您的健康信息。谷歌现在搜集信息,计算您离家前往机场的理想时机。亚马逊向您推荐您想要的书籍、杂货、您喜欢的电影——还向您出售订购上述物品和更多物品所需的平板电脑。您快到家时家里的灯会打开,房间会自动调整到您选择的环境温度。

这种数字服务与硬件的融汇和综合目的是让生活变得更为便利,而且这样的目的无疑也已经达到。但我们是否不再向自己和做这一切的公司提出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是否考虑过这种轻松舒适的潜在代价,并询问自己付出这样的代价到底值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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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添置新设备,我们都交出了一小部分自己。我们往往并不了解谁得到这些信息,更不用说他们的道德和价值观我们是否同意。我们或许通过复选框表格在表面上了解了提供便利服务的企业都用我们的数据做些什么;但超出市场营销的范畴,我们既不熟悉机构经营者的面孔,也不熟悉他们的名字。有关他们的信息我们了解的少之又少,他们却无疑掌握着我们的大量信息。

企业能了解我们的去向、我们看过什么或者我们病例的内容,这在上辈人看来根本无法接受。勾勒个人轮廓的零散信息分散在各种机构。银行了解一点、医生了解一点、税务机构了解一点,但他们之间互不交流。现在苹果和谷歌却尽在掌握,而且统一保存、方便取用。这固然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如果他们决定把信息用在我们没有主动同意的地方,我们又该怎么做?

而且我们有理由质疑企业使用数据时的判断力。Facebook利用人们推送的新闻消息测试他们所看到内容能否影响其情绪所引发的强烈反对证明了这一点。我不记得勾选过表格说这种做法可以允许。不久前,黑客盗用了通过 Snapchat发送的照片,Snapchat的用户多数是年轻人,网站向他们承诺所有文件在看过后会自动销毁。

同样,医疗数据一向被视为机密,这样患者在面对医生时才会开放和诚实。随着医疗和技术行业的界限变得模糊,有些“可穿戴设备”及其软件的生产商正拼命游说让其产品不被视为医疗设备——这样就可以不受可靠性和数据保护等监管要求的限制。

隐私权仅仅是围绕数据所有权、数据垄断、数据安全和数据竞争等讨论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一场控制权和命运的争夺战。这实际是一种选择,主动决定数据应如何利用及人们如何利用数据。

成熟的企业已开始建立规程,虽然并非总能奏效(实际执行时往往依靠试错),但安排了���门的道德官员、风险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对如何搜集和利用信息进行监管。新成立的小公司可能既无规程也无执行人员——如独立董事。如果出现严重的道德过失,无论商业模式多么前途无量,很多消费者也可能不再使用这项服务。

我们喜欢新应用并进行试用,拱手交出Facebook或Twitter账户的访问权,而很少想到个人信息通过这种方式从寥寥可数的受监管的大公司转移到了不具备严格结构和限制的小企业。消费者相信或期望有人在某处关注信息的保密工作,但这个人究竟是谁?

欧洲保护个人信息的立法还很不完善,而欧洲以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甚至还未建立基本的保障措施。过去几个月在与几个国家的立法者探讨这一问题后,我清楚的意识到很多人对于需要考虑的问题并不具备十足的把握。解决这一问题非常棘手,而且游说和信息不畅还在阻碍问题的解决。

短期内,年轻公司应当将道德视为一种核心关注,而不只是一种营销噱头。所有机构应投资设置道德官员或设立某种审核程序,让有能力评估某伟大理念所有内涵的人悉数参与其中。立法者需要在自我教育的同时教育公众,并落实更严格的监督。比方说,正像很多国家上代人曾在汽车安全带问题上开展过的那样,应当在立法的同时开展公众安全运动,解释并宣传两步验证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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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来看,在理所当然朝着普遍互联网接入过渡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们愿意交出多少个人信息作为限度?如果共享成为强制规定将会发生什么——当交出个人Facebook账户成为一种工作要求,或者强制患者提供Fitbit历史数据否则不予提供医疗服务?

如果那是我们想要的未来,我们应该意识清醒地向这一目标大踏步前进。我们不能漫无目的地乱逛直到落入陷阱,之后才抬起头来,迷迷糊糊地不知道怎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