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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模式

全世界的精神健康服务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心神烦躁和混乱是一种和生理疾病一样的状态。在澳大拉西亚,我们从海外引入了这种观点,并积极地压制毛利人和当地土著对人类忧虑的更为完整的理解。尽管无数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欠发达”国家中的精神疾患康复率远比在“发达国家”的要高,但我们仍然我行我素。

当今,越来越多的问题正被重新定义为“症”或“病”。它们被认为是由遗传的易患病体质和生物化学失衡引起的。生活经历被归结为仅仅是引爆上述生物定时炸弹的触发因素。

Erdogan

Whither Turkey?

Sinan Ülgen engages the views of Carl Bildt, Dani Rodrik, Marietje Schaake, and others on the future of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countries in the aftermath of July’s failed coup.

因此,感觉非常悲伤就会成为“抑郁症”。过于担心就是“焦虑症”。非常害羞则被冠以“回避型人格障碍”。喜欢殴打他人就是“间歇性爆发性障碍”。过度的赌博、饮酒、服药或进食也都是疾病。同样的定义方式也适用于厌食、厌睡和性冷淡。我们的《精神疾病治疗和统计手册》有足足886页来纪录这些疾病。非常态的、不合时宜的行为被称作“症状”,而这些疾病的名称标签就是“诊断”。

就连我们的儿童也被贴上了标签。数学差就是“数学障碍”。不顾他人感受(曾经被叫做顽皮)的小孩则罹患“行为障碍”。如果在其行为中还包括对成年人发脾气,那么他或她(通常是他)还患有“反抗行为障碍”。

一种新闻中常见的“诊断”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其“症状”包括坐立不安、丢三拉四、讲话过多并在安静地玩耍和遵守次序方面有困难。当然有的儿童有时会出现问题,但有人在帮助他们吗?可能我们在完全从小孩身上发现问题的时候却忽略了真正的原因。而小孩往往被描述为结果。

的确,列举行为模式,将听似专业的医学标签贴在表现出这些行为的人身上,接着再用他们的这些行为来证明这个人患有所说的这种疾病—这在科学上是毫无意义的。它对我们寻找原因和解决方案没有任何帮助。

这种过分简单化、毫无科学性而又通常具有破坏性的治疗方式如何能够大行其道呢?

首先,它试图避免直面我们生活中那些痛苦的,并可能造成不良精神状况的事件。如果我们接受现成的诊断,那么就不用责怪任何人了。除了服用药物以外,没人需要再自行其是。我们得了这种“病”是因为我们太不走运了。

其次,一种个体病理学的模式对政客们而言是无价之宝。他们不需要在应对心理社会问题的预防性项目上花钱。而科学研究已经无数次地表明无法承受的压力、贫穷、歧视、忽视和虐待儿童以及孤独等不一而足的问题为精神健康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再者,在研究人类大脑和基因的技术方面的重大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发现人类痛苦和纷扰的生物原因及解决方案的希望。

最后,一位新的选手加入了这场先天—后天的论战。在我们药到病除的愿望驱使下,制药业充分发挥其巨大能量,将“症”和“病”的概念引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制药公司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其股东赢利。所以他们很自然地鼓励我们将过多(或过少)的进食、睡眠或感情诊断为需要某种化学药物治疗的疾病。

聆听了二十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这种最为极端的“精神疾病”的不幸人们的故事,对幻觉和错觉也有了十年的研究,我相信公众比我们这些专家更了解疯狂。

全世界范围的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人认为情绪问题,包括那些被认为是很严重的,如幻听等,主要是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幸经历引起的,而不是大脑或基因的原因。公众也很愿意采用心理—社会疗法,比如与人交谈和寻求建议,或结交朋友乃至找一份工作,而不是通过药物、电击或进入精神病院治疗的方式。

然而有的专家却认为这些观点纯属“精神健康盲”的表现。尽管许多研究表明我们越多地采用这种医学模式,我们的歧视心态和恐惧心理就越严重,但他们仍然继续坚持认为精神病与其他疾患并无二至。

精神健康服务应该给予人们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采用药物的方式压抑我们的情感,或用安非他命来控制儿童的情绪困难。(除了教会孩子们可以用药物来解决问题之外,这种药物平均每年还会阻碍他们长高一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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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有效的疗法。它们不会导致增重、性功能障碍、糖尿病、记忆损失或上瘾。关注相关研究的资金提供者和政策制定者们逐渐开始引入更多的谈话治疗(比如认知治疗和以精神创伤为重点的心理咨询)、更多替代住院的治疗方案、更具文化适应性的服务、更多以家庭为中心的治疗和最为重要的、与服务使用者的个体情况相适应的真正会诊。

如��这些新的疗法没有被更多的使用,并不是因为它们效果不好。最主要的障碍是它们不会增加制药公司的收益。而在政府资金支持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许多的专业组织、会议、学术刊物、研究和教学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制药公司的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