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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共健康编成地图

西雅图—二十五年前,大人口公共卫生的状态就像是医生试图治疗没有得到确切诊断的病人。导致短寿和大面积受苦的病痛没有得到严格的追踪。

当时,不同疾病的初衷良好的主张者发布死亡统计,以此招徕资金和关注。但当这样的做法越来越流行时,总数比给定年份的实际死亡人数还要多好几倍。而即使决策者拥有准确的数据,也常常只包括致死原因,而不包括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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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艾伦·洛佩兹(Alan Lopez)和我在1990年启动了全球疾病负担(GBD)项目。决策者需要关于世界最大健康威胁以及它们如何随时间、年龄段和性别的不同而不同的信息,以便他们确保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最长寿、最健康的生命。

通过确保每一例死亡只被计算一次,以及提供关于不健康原因的全面统计数字,GBD能够比较癌症和腰痛或抑郁的影响。GBD也能够比较各国的医疗表现。

GBD的1990年的研究及后续版本为人口健康措施提供了标杆,为决策者提供更可靠、更有用的信息。它还打开了国际发展界的眼界,着眼于被忽略的病痛的重要性,如精神病和交通事故伤害。世界银行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出资者用GBD的数据指导投资,30多个国家已开展了各自的疾病负担研究。

澳大利亚、博茨瓦纳、中国、墨西哥、挪威、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和英国等国家都在使用GBD数据指导卫生政策。在中国,2013年的一次政策峰会发布了GBD项目的结果,引起了关于空气污染对中国人的致死影响的关注。这些发现影响了中国政府遏制污染对健康的负面影响的措施,中国研究者如今也成为全球合作的关键成员。

在卢旺达,GBD研究揭示,用固体燃料烹饪造成室内空气污染是主要致死原因,政府据此制定了一个计划,为最脆弱家庭提供了一百万只清洁炉灶。卢旺达科学家和卫生部官员——包括部长本人——也是GBD的重要贡献者。

如今,GBD在持续改善,这是114个国家的1,300多名合作者的贡献。这些合作者改进了作为该项目基础的模型,核验研究结果,建立新数据集,并与媒体、教育机构和决策者沟通研究结果。最新的GBD报告揭示,另一种在国际发展圈中鲜有讨论的疾病——腰痛和颈痛——是全球健康损失的第四大原因。报告还强调,流行病在中等收入国家正在快速转变,而可传染、产妇、新生儿和营养失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根深蒂固。

但如果GBD能够提供跟详细的分类数据,它能够为澄清政策争论、刺激改善健康状况的行动作出更大贡献。决策者首先要接受选民的问责,选民的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对地方疾病负担的估计对于打击埃博拉等疾病、确认中等收入国家非传染病死亡以及实现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母婴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说至关重要。

为了帮助决策者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数据,由我主持的健康标准和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编制疾病负担地理空间地图。疟疾地图计划(Malaria Atlas Project)所开发的方法所赐,编制这些地图是可行的。疟疾地图计划让我们对疟疾病原体的空间分布的理解远远胜过了其他病原体。

地理空间地图可以指出正在取得重大进步的地区,让我们看到那些社区完成了与相邻社区不同的事。这些案例研究能够让各社区复制其他社区的成功。一个例子是哥伦比亚卡利市,20世纪90年代,该市市长罗德里格·格雷罗(Rodrigo Guerrero)加紧了酒精控制,在大部分贫困社区引入了社区发展计划,并实施公共场合临时禁枪令,结果,卡利市谋杀率成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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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市长学习了卡利的经验,实施了类似的措施,结果波哥大市谋杀率也稳步下降。此后,格雷罗与泛美开发银行合作制定计划,帮助其他拉美国家降低了社区暴力。2014年,格雷罗因为利用数据改善健康状况而获得鲁克斯奖(Roux Prize),这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工作的知名度。编制地理空间地图有助于我们发现更多的罗德里格·格雷罗,推广他们的成果。

随着国际社会齐聚一堂、商定通往MDG的后续框架——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要的金融和监控进步,编制地理空间地图将是跟踪进步、指出哪里可能需要修正方向的关键。从衡量健康状况的角度,我们已经大大超越了1990年的水平。我们关注于实干和进一步创新,能够在未来25年取得更大进步,帮助世界做出大部分集体健康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