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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化的健康代价

牛津——近年来,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全球变暖及其他人为因素所造成环境变化的潜在灾难性后果,而且人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但最严重的危险因素之一却一直被忽视:那就是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可以肯定,担心全球气温超过前工业化水平对地球可能意味着什么是完全合理的。同时,不难想见许多人对世界最贫困人口受影响最大深感忧虑,而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似乎正在推卸责任

但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为因素所致环境变化带来的健康影响,同时有些人为了经济利益而以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质量为抵押。这样的影响在非洲、亚洲、美洲和欧洲等新兴市场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了。

经济快速增长和收入增加已经带来了营养、教育和社会流动性等方面前所未有的改善。过去35年来,巴西、中国、印度、印尼、墨西哥、俄罗斯、南非和土耳其等国都在人类发展领域得了非凡的成就。

但上述进步往往是在忽视自然系统稳定的前提下取得的。全球约半数淡水水源遭到污染、2000年后超过140万平方英里(合230万平方公里)的森林消失、固体废弃物管理不善以及遍布全球的物种损失、栖息地破坏和过度捕捞等现象正在摧毁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资源。

人类正在造成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乃至科学家们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世”这一新的地质时期。人类世始于1950年左右,以前所未有的行星污染为标志。

牛津大学格林坦普顿学院的新兴市场论坛最近得出结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上述变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健康。新兴市场论坛发现,世界现有疾病的近四分之一都是与人为环境因素相关的。五岁以下儿童罹患因环境保护不力所造成疾病的风险最大。

修复地球自然系统并恢复地球最脆弱群体健康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成功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环境、经济和社会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现代环境科学诞生前发展的国家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他们不知道会有这些害处。比如,在科学家们指出石棉的致癌作用、或用铅管输水造成的神经影响之前,我们并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法规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今天,各国不能再借口对科学的无知而什么都不做。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将经济抱负与对增长环境后果的全面(或至少是部分)认识相结合。世界各国领袖必须做好准备倡导态度、生活方式和发展战略等领域的变化。他们必须更重视能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发展目标。

上述政策调整在结构管理和政治推销方面的难度都非常大。在某些情况下,它们需要将地球的福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但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样,新兴市场领导人必须认识到他们别无选择。多年无拘无束的经济增长以及无论我们如何开发、自然系统都将继续给予的错误认识已经导致我们被迫面对目前的状况。

但也有好消息,那就是严格的环境保护可以适应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的要求。最贫困的国家也同样如此,只要他们严格执行促进健康、非破坏性发展模式的合理的环境政策。

特朗普内阁所做的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短视决策有可能将世界推向另一个方向。我们决不能容忍这样的情况。巴黎协定其余缔约国必须共同努力解决世界所面临的环境挑战,并密切关注不作为所造成的健康代价。现有的发展轨迹无法得到纠正,除非所有国家都认可我们可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目标。

G20和联合国等全球论坛可以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管道。尤其是促进健康和福祉的策略必须能更好地融入到地方、国家和国际环境决策。

毫无疑问:一意孤行的反对者会质疑科学并抨击那些认为忽视环境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的倡导者。但我想对这些批评者提一个问题:“你们愿意承担错误的风险吗?”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