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开普敦——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非国大)党首塞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取代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成为南非总统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作为纳尔逊·曼德拉从前的门生,拉马福萨以他的个人能力以及对施政透明度的承诺重新振兴了这个国家。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南非人就有理由去感到乐观。
Access every new PS commentary, our entire On Point suite of subscriber-exclusive content – including Longer Reads, Insider Interviews, Big Picture/Big Question, and Say More – and the full PS archive.
To have unlimited access to our content including in-depth commentaries, book reviews, exclusive interviews, PS OnPoint and PS The Big Picture, please subscribe
For the past decade,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has been eroding civil liberties and minority rights, curtailing dissent, undermin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building a cult of personality. The ongoing national election must be understood in this context.
explains how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has eroded democratic safeguards and stacked the deck in his favor.
发自开普敦——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非国大)党首塞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取代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成为南非总统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作为纳尔逊·曼德拉从前的门生,拉马福萨以他的个人能力以及对施政透明度的承诺重新振兴了这个国家。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南非人就有理由去感到乐观。
但尽管南非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抵制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全球趋势——该国其实依然身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祖马的去职并未解决破坏该国经济的失衡问题。如果南非真的要走出困境,就必须解决不平等问题;必须让该国大多数公民相信他们的未来是有奔头的。
在南非,贫穷,不平等和种族问题相互重叠,致使该国570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人身处不利的境地。作为一个2017年人均收入达1.3万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国家,南非处于跟巴西,墨西哥和泰国相似的中等收入水平。但这一总括性的数字却掩盖了极为尖锐的不平等状况。
比如在2010年南非最富有那10%的人占据了总消费支出的53%。相比之下2000年时巴西最顶层那10%的人则占了家庭总支出的47%。这个数字令使巴西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中等收入国家之一。而自那以后巴西的收入差距实现了小幅收窄——墨西哥和泰国也是如此——但南非却相反。
在缺乏庞大中产阶级的情况下,祖马治下的大多数南非人不是巨富就是极穷。2010年该国最底层那的40%人口仅仅消费了该国总支出的6.9%。2016年有1700万南非人需要政府援助才能实现家庭收支平衡。虽然南非人的平均收入是肯尼亚人的4倍,但也只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1/5。
不平等对南非的公共和私人机构产生了腐蚀作用,也为财富的创造带来了负面影响。种族隔离结束后,歧视性雇佣措施的立刻取消为许多南非黑人开辟了实现兴旺发达的新路径。一些非国大的领导人到企业就职,而其他南非人则从那些旨在鼓励赋予黑人经济权力的法律中受益。
Subscribe to PS Digital
Access every new PS commentary, our entire On Point suite of subscriber-exclusive content – including Longer Reads, Insider Interviews, Big Picture/Big Question, and Say More – and the full PS archive.
Subscribe Now
但在祖马时代,财富的集中导致了裙带式的招聘行为,基于附庸关系的政治任命(政府雇员薪金较高)以及其他形式的腐败。同时一个封闭性的劳工贵族群体逐渐成形,进一步深化了公共部门的利益提拔网络。政府提供服务的能力减弱。因此虽然顶层那1/3的人口继续兴旺发达,但绝大多数南非人在后种族隔离民主体制初期那种充满机遇的感觉正在流失。
当然从财富产生的那一刻起各国就已经开始跟不平等缠斗了。1973年,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将拉丁美洲的不平等斗争比喻为困在交通堵塞中的司机。赫希曼指出当一条车道开始移动时,另一条车道上的人会“感觉好多了”,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很快也能向前开一点。同理,在一个经济体不断增长时贫困人口也容忍一段时间的不平等,因为他们相信“最终的差距会再次缩小”。只要人们相信堵塞最终会被疏通——更美好的未来即将到来——他们可以忍受暂时停车等待。如果车流永远不动,那就“肯定会带来麻烦,也许是灾难。”
非国大承诺在种族隔离结束后所做出的“让所有人实现更好的生活”的承诺相当于假装交通拥堵即将疏解。最终南非人听腻了那些所谓更多机会即将到来的一再承诺。祖马的腐败行政和蹩脚经济管理只会加重公众的这种幻灭感。
因此对于拉马福萨而言,重申上述经济承诺是让大多数南非人重获希望的唯一途径。南非需要实施一个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包容性“新政”。为了再度激发起社会的流动性,南非还需要激发起自身经济活力,并以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来作为支撑。
执行这样的议程并不容易。但是南非各机构正在努力克服现有精英阶层的抵制。正如前美国驻南非大使帕特里克·加斯帕德(Patrick Gaspard)最近指出的那样,该国拥有强大的权力制衡机制,只要执掌得当就可以打败腐败并推行必要的改革。凭借强大的公民社会,自由的媒体,活跃的政治反对派以及独立司法机构,南非已经准备好去实现逆转了。
拉马福萨接手的这一系列挑战——不平等加剧,工资差距扩大和失业增长——虽然极端,却不是南非独有的。但南非的新领导者确实拥有一个优势:国民们渴望改变。如果经济停滞不前,同时扩大经济包容性的挑战未能得到解决,赫希曼的政治崩坏理论可能会就会展现其先见之明。但是如果拉马福萨能成功打造一个所有南非人都能接纳的新承诺,那么未来的道路就会在选民寻求更危险的替代路线之前变得明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