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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的回归

发自纽约——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已经在维持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防止发达经济体通货紧缩方面承担了太多的负担。就其本身而言,财政政策会受到庞大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膨胀的制肘,许多国家甚至实施紧缩政策来确保债务可持续性。八年过去了,是时候要找人接棒了。

作为刺激经济的唯一手段,中央银行被驱使去采取愈发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它们首先将利率削减至零,后来又推出了前进指导,承诺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将政策利率政策利率维持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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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也接二连三地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购买长期政府债券以减少其收益率。它们还发起了信贷宽松或私人资产购买以减少私人部门的借贷成本。最近一些货币当局——包括欧洲央行,日本银行以及其它几大欧洲央行——已将利率调为负值。

虽然这些政策可以在提振资产价格和经济增长的同时防止通货紧缩,但其效力也已达到极限。事实上,负面的政策利率可能会损害银行盈利并挫伤其发放贷款的积极性。至于量化宽松政策,央行可能会面临国债筹集资金耗尽以致无力继续采购的困境。

然而,大多数经济体的政策都远远不足以满足其需求。如果低于正常趋势的增长持续下去,货币政策很可能会耗尽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尤其是如果尾部风险——经济,金融,政治和地缘政治——也对复苏构成了影响的时候。如果银行在任何理由的驱使下减少贷款给私营部门,货币政策可能变得不那么有效,或者无效,甚至适得其反。

在这样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将成为唯一剩余的有效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从而将不得不承担起更多对抗经济衰退压力的责任。但是不必等到央行耗尽弹药,我们应该现在就启动财政政策,原因如下:

首先,得益于痛苦的紧缩,赤字和债务已经有所下降,意味着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如今至少拥有一些财政空间来刺激需求。此外,央行的近零政策利率以及借助量化宽松方式实现的有效债务货币化将加强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而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正处于一个历史低点,使政府在增加支出和/或减少税收的同时得以用低廉的成本为赤字融资。

最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需要维修或更换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在如今债券收益率极低的情况下这可算是种比政府债券回报更高的投资形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增加了总需求;还增加了总供给,因为它有助于提升私营部门的生产力和效率。

好消息是,虽然依旧将紧缩言论挂在嘴边,但七国集团(G7)的各先进经济体似乎准备开始——或者已经开始——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来支持下滑的经济增长。在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的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计划以增加公共投资。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决定推迟明年可能导致风险的消费税上调,还宣布追加预算以提高家庭部门的购买力。

在英国,新政府在首相特雷莎·梅伊(Theresa May)的带领下已经放弃了在2020年之前消灭赤字的目标。在英国脱欧投票之后,梅伊政府已经制定出旨在拉动经济增长并改善在过去十年间被抛离的那些城市,地区和群体经济状况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甚至在欧元区也有一些动作。德国将在难民,国防,安全和基础设施方面增加支出,同时适度减税。同时,随着欧洲委员会在政策目标和上限方面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欧元区其他地区也能更有效地利用财政政策。如果全面实施的话,因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而得名的容克计划将推动整个欧盟的公共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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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美国,无论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唐纳德·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都会出台一些刺激政策。两位候选人都倾向于更多的基础设施支出,更多的军费开支,放宽民生服务支出限制以及企业税改革。特朗普也有一个无法实现税收收入中性(指政府总收入不变,增加一种税的同时减少另一种税)的减税计划,因此将扩大预算赤字(因为利益高度集中在收入分配的最顶端阶层,因此对需求的影响可能会很小)。

G7各国各自为政的财政刺激政策只会产生极为平庸的效果——充其量在未来几年只能每年额外刺激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5%。这意味着更多的刺激措施,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支出,可能是有必要的。尽管如此,目前已经采取或设想的相关措施已经代表了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