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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货币政策带给人民

伦敦—英国很晚才接受央行独立性,因为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坚决反对让非选举产生的银行家控制利率。她有一句名言,她绝不会拱手让出控制权,而英格兰银行直到1997年布莱尔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当选后才获得自由。

 “针线街的老妇人”——英格兰银行的绰号——度过了303岁生日之后才被允许做出自己的决定——以及自己的错误。美联储和德国联邦银行早已独立,但大部分其他欧洲国家直到货币联盟建立前夕才纷纷效仿。在这一点上,法兰西银行从拿破仑时代开始就“掌握在政府手中,但不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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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20年中,央行独立性标志着某种货币政策的“历史的终结”,而在此前,许多机制都被尝试并失败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几年里,独立央行被视为成功地控制了通胀;财政赤字较大的国家尤其热衷于央行独立性,因为可以从较低的长期利率中获益。面临信用极速扩张的局面,同时肩负着监管银行业责任的央行因为漫不经心而被严厉诘问,但当麻烦发生时,它们有因为迅速果断的反应而饱受赞美。

但货币政策的共识期也许即将结束。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c质疑美联储理事的独立性,并明确表示如果当选将马上更换美联储领导层。在欧洲,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受到广泛批评,行长德拉吉最近不得不在持高度批评态度的德国议会面前为自己的方针辩护。

英国政客也开始反对,尽管长期以来批评英格兰银行被视同在教堂渎神。英国首相梅在最近的保守党大会讲话中指出,“货币政策有一些坏的副作用。拥有资产的人更加富有了。没有资产的人遭了秧……必须要做出改变。而我们就是来实现这一改变的。”

颇有影响力的前保守党领袖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更加直截了当,最近他提出了赤裸裸的威胁:如果央行不“马上改变行为,其独立性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又说,“它们大肆吹嘘的独立时代将结束,过程可能非常快。”

梅断然否认其政府与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之间有任何分歧,但显然,20年来第一次,货币政策成为政治争论的主题。为了应对这些异端思想的爆发,卡尼显得很平静和理解;而德拉吉与批评者的舌战也值得赞美。

但德国联邦银行理事会成员安德里斯·多姆布雷特(Andreas Dombret)尝试了不同的策略。在本月的伦敦英国银行家协会会议上,他:“也许是时候礼貌地提醒了:央行独立性是不容争辩的,”多姆布雷特表示,“政客不在错误的地方施加影响力是明智的。”

不难看出多姆布雷特的话中要害。不审慎地评论货币政策可能会令市场不安,而政客更要对所欲之物慎之又慎。但他们不可能同意央行独立性是“不容争辩的”。他们可能会要求技术官僚更加低调,因为政客给什么,他们就能拿什么。仅仅因为他们争论货币政策的社会影响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质疑决策者的合法性。

平心而论,这是一个微妙的局面。一个强有力的观点是,摆脱了短期政治压力的央行一直是物价稳定的谨慎看护者,亦很好地服务了全球经济。回归政治影响利率的局面是否真能带来即期以外的好处并不明显。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央行大规模量化宽松把它们带入了未知领域,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在英国,财政部决定了经济干预的水平,而英格兰银行决定实施的时机和方法。因此,央行的独立性不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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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必须证明,他们明白零甚至负利率所导致的政治压力和反常环境。储蓄者痛苦地抱怨他们因为审慎而受到惩罚;拒绝谈论这一点和当前货币政策的其他影响绝不是可以接受的应对方式。

独立性需要更高的问责度和透明度,从而向公众解释政策。值得肯定的是,英格兰银行通过在英国的一系列公开论坛向人们展示了正确的前进道路。把货币政策交给人民需要时间,但要保持维持独立性所必须的政治共识,这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