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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由停滞

发自纽约——今天,在冷战落幕了1/4个世纪之后,西方和俄罗斯又再次爆发了冲突。但这一次,至少在一方面,冲突更加明确地涉及地缘政治权力,而非意识形态。西方以各种手段支持前苏联地区的民主运动,毫不掩饰对各种“颜色”革命的热忱,让盘踞多年的独裁者让位给那些更能为人民负责的领导人——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被最终证实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目前依然有许多前苏联集团国家陷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这类专制领导人之手,而这些人也已学会了如何维护比其共产主义前辈更具说服力的选举假象。他们在实用主义(而非一些普适性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兜售自己的“非自由民主”制度,并声称自己在完成工作方面更具效率。

他们在挑动民族主义情绪和绞杀异议时确实高效,但在培育长期性经济增长方面却效率较低。曾贵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俄罗斯目前GDP相当于德国的40%,比法国的50%多一点。预期寿命排在全球第153位,排在洪都拉斯和哈萨克斯坦后面。

在人均收入方面,俄罗斯目前排名第73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远低于前苏联的中东欧卫星国。该国的工业已经破产:其出口绝大部分来自自然资源。它并未演化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而是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裙带资本主义。

俄罗斯无疑在一些领域(如核武器)依然拥有高于其国力的影响力。它也依然在联合国拥有否决权。正如最近美国民主党遭黑客入侵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该国所具备的网络实力使其对西方各国选举拥有极大的干预能力。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黑客入侵将持续下去。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某些声名狼藉的俄罗斯人(这些人本身与普京密切相关)的深层关系,美国人开始深切关注俄罗斯在美国的影响力——某些正在进行的调查可能会搞清楚这些问题。

当铁幕崩塌时,许多人对俄罗斯和更广大的前苏联地区报有极高期望。在经历了七十年的共产主义后,向民主市场经济过渡绝非易事。但鉴于民主市场资本主义相对于刚刚崩溃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优势,人们假设经济会蓬勃发展,公民也会要求更大的话语权。

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该有人为此负责,那又是谁?俄罗斯的后共产主义过渡是否本可以实现更好的交接?

我们永远无法为这些问题给出确切答案:历史无法重来。但我相信我们正在面对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塑造俄罗斯过渡进程的有缺陷“华盛顿共识”的遗产。这个框架的影响反映在改革者对私有化的极大重视中,不管用何种手段实现私有化,速度都凌驾于其他一切,包括建立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体制基础设施。

十五年前,当我撰写《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一书的时候,我认为这种“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方式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失败。但这一教条的辩护者提醒我要耐心一点:这样的判断只能靠更长远的视角来形成。

今天,自转型发生已经过去了25年有余,这些早期的论断也已经得到证实,那些认为私有财产权一旦产生就必将催生更广泛的法治要求的人被证明是错误的。俄罗斯和许多其他转型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一些转型国家的GDP甚至依然低于转型开始时的水平。

许多俄罗斯人认为美国财政部推动一系列“华盛顿共识”政策来削弱他们的国家。《机构投资者》于2006年发表的详细报告中所描述的获选“协助”俄罗斯过渡的哈佛大学团队的深层次腐败更是强化了这些信念。

我认为答案其实并不那么险恶:如果理念有缺陷,那么再好的心肠也会产生严重后果。而俄罗斯所提供的贪婪自肥机会是如此巨大,对于某些人来说根本无法抗拒。显然,俄罗斯的民主化需要努力确保共同繁荣,而不是导致寡头丛生的政策。

因此,西方过去的失败不应该削弱其现在致力于建立尊重人权和国际法的民主国家的决心。 美国正在努力遏制特朗普政府极端主义的正常化——无论是针对穆斯林的旅行禁令,无视科学事实的环境政策,还是忽视国际贸易承诺的威胁。但其他国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如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也不能被“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