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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打击疾病的基本面

伦敦—打击抗药性需要突破性技术解决方案。为了防止超级病菌在2050年夺走预计一千万人的生命,我们需要发明新型抗生素,开发快速诊断测试以避免不必要的治疗和减少抗生素的大规模滥用。

但是,这些高科技的贡献固然重要,但它们只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要永久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选择是在源头上组织传染的发生——这需要改善卫生、卫生设施和疾病监控。事实上,只有专注于这些方面,我们才可以降低长期新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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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十九世纪,现代药物还远远没有出现的时候,西方大城市就开始通过阻止传染对付疾病。而对于人口不断增加的大城市,这一方法仍然是最佳方案。

以19世纪50年代的伦敦为例:穷人的生活条件非常凄惨。男性寿命预期为40岁。霍乱和结核病横行,也没有治疗之方。1854年9月,一场霍乱席卷伦敦贫民区中央苏豪(Soho)区,仅仅十天就导致500人丧命。

这时,约翰·斯诺(John Snow)挺身而出。他是一位有开创精神的医生,直觉地认为霍乱不是如同传统智慧认为的那样通过空气传播,而是通过水传播。斯诺以前所未有的详细程度监控苏豪区疫情的进展,画出每一例病例的地图。他的研究让他确信,霍乱爆发的根源是该区中央地带一口公用水井。把水井泵的手柄换掉后,霍乱爆发速度大幅降低。

斯诺的一些方法可以直接应用在抗生素耐药性这一现代问题上。首先,他的努力表明,使用数据来理解公共卫生危机是有效的。他的疾病地图和统计分析有助于确认疾病爆发的中心点,进而确认爆发根源。斯诺所强调的使用数据指导干预也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机构今天所坚持的原则。

最近西非的埃博拉疫情通过一场悲剧��明了好数据的重要性。这场传染病在基本基础设施和监测系统破败的地区蔓延最甚。因此,即使在埃博拉被宣布为公共卫生紧急情况、资金也到位后,仍然花了好几周时间才将资源引入最需要的地区。

令人担忧的是,我的抗生素耐药性评估(Review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的最新文章警告,缺少全球协作的监控的系统检测超级病菌在全球范围的出现和传播。基本缺口仍在于如何收集和共享数据,即使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也难以实现。结果形成了一系列巨大的盲点,让我们无法做出有效响应所需要的关键性洞察和早期警告。

斯诺德另一大贡献是认识到水在传播霍乱等疾病上的关键作用,让欧洲当局投资于污水和环境卫生系统的开发。在青霉素等药物被发现前几十年,战胜传染病、保护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别无他法,只能投资于预防工作。

这一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西欧最后一次城市霍乱爆发发生在1892年,到一战开始,传染病已不再是欧洲大部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但是,随着抗生素药物的普及,重点不再是预防措施。这不但造成了迫使城市居民被迫生活在不卫生条件下的不良影响;也导致了抗药性的增强。

如今,安全水源和卫生设施不足是痢疾的主要发病原因,而痢疾每年要夺走大量生命,也是数亿人使用抗生素治疗的原因。但是,这些抗生素消费大部分是不必要的,因为痢疾的原因常常显而易见;对这种病使用抗生素只能促进抗药细菌的发展。

我的团队所获得的估计表明,仅仅在印度、尼日利亚、巴西和印度尼西亚,每年就有近五亿例痢疾用抗生素治疗。如果这四个国家能为全体公民提供清洁水和卫生设施,抗生素的消费量至少可以下降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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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础设施成本高昂,所有国家都面临艰难的预算选择。但这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够做出的最划算的投资之一。如果控制收入变量,让卫生设施在人口中的普及率提高50%可以带来寿命预期增加九年。

约翰·斯诺对此一定很欣慰。他在卫生领域的最大贡献之一——审慎地使用数据——正在印证另一大贡献的重要性:投资于卫生和卫生设施。有时候,以史为镜可以复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