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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误区

坎布里奇——自从经济学家揭示了大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后,政治家们就开始密切关注高等教育。但他们这么做却往往误解了高校的作用,从而削弱了政策的效力。

比方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多次强调必须提升拥有大学学位的美国年轻人的百分比。这一目标无疑很有价值,可以在推动国家繁荣的同时帮助年轻人实现美国梦。但研究教育及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学家确认了一种常识性的看法:即大学本科学历远不如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如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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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不到这一点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高等教育在各国实现大众化的同时,维持大学正常运转的成本相比精英体系大幅提高。由于政府要支持很多其他计划——同时民众抵制更高的税收——筹集资金来支付大学教育经费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高校必须在为更多学生提供高质量教育服务的同时尽可能节省费用。

同时实现质量、数量和成本效益这三项目标难度很大,很有可能需要作出妥协的选择。因为毕业率和政府开支很容易计算,难以衡量的教育质量就可能成为被忽略的目标。没有人需要知道在毕业率上升的同时预期的经济效益却无法实现——因此也没人要为此负责。

决策者的另一个误解是毕业生能找到一份中产阶级工作,为经济增长和繁荣做出贡献是大学学历唯一重要的好处。虽然这方面的贡献非常重要,但却绝非唯一重要的因素。

除了找到第一份工作,大学毕业生似乎比那些只有高中学历的人更容易适应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他们一般投票率更高、更愿意参与公民活动、更倾向于远离犯罪、更好地教育子女、并且因为生活方式更健康而减少患病的几率。

研究人员测算这些额外的好处甚至要超过大学毕业生终生的收入增加额。如果决策者忽略这样的现实,就有可能鼓励更快、更廉价的教育形式,而上述教育形式对学生和社会的贡献都小得多。

这样的误解在过去20年政府领袖的演讲中非常普遍。正如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其1994年的国情咨文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每一所学校:那就是我们的学生是否学到了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所需要的知识?”从那以后乔治·W·布什和奥巴马在谈到教育政策目标时也提到过类似的观点。

同样的看法在其他国家也非常明显。英国大学管辖权1992年后就从教育和科学部转移到了教育和就业部,之后又在2009年转移到了新设立的商业、创新和技能部就是生动的例子。

对高等教育作用如此狭隘的理解前所未有。这种做法忽视了教育最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增强学生品德,培养他们承担起积极、开明的公民角色。鉴于这样的传统,近期重大的目标转变的确令人意想不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曾预言民众对金钱和财产的关注度会随着国家逐渐变富而减少,但现实情况却是相反的。

诚然,民主政治领袖必须响应民众的愿望,金钱和工作显然为民众所关注。据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在2012年美国大学一年级新生中,88%把找到好工作列为上大学的重要理由,还有81%把“经济富裕”列为“最重要”或“非常重要”的目标。

但现实情况是82.5%的新生同样把“学习让我感兴趣的知识”列为上大学的重要理由,73%想要“得到综合教育并理解各种想法”。在认为“最重要”或“非常重要”的目标中,51%提到了“增进我对其他国家和文化的理解”,45.6%提到了“建立有意义的人生哲学”,也有很大部分学生列举了“成为团体领袖”、“促进种族理解”和“参与环境清理计划”等目标。

最终,调查结果表明人们最想要的不是财富,而是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所带来的美满和幸福。金钱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其他因素,如亲密的人际关系、友善的行为、对兴趣的自由发展、以及在自由、道德、治理状况良好的民主社会中生活。经济停滞和机遇缺失无疑会带来问题,但同样带来问题的还有投票率低、公众冷漠、对道德标准的普遍漠视、以及不关注艺术、音乐、文学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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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帮助学生实现满意、负责任的生活。抛开大学执行这项任务的好坏不论,他们为成功所付出的努力值得为之奋斗,并且应该得到政府的鼓励和认可。归根结底,正如路易斯·布兰代斯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好坏,我们的政府是最无处不在的有力的老师。”如果我们的领导人把教育仅仅作为获得工作和金钱的手段,那么年轻人最终也这样认为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