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视野

发自纽约——在北约峰会以及上月加拿大G7会议上公开展现出来的西方混乱状态,与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自信之间的对比日益明显。上个月中共召开了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也是习近平自2012年坐稳最高领袖大位以来第二次召开此会议。这些会议绝非日常事务,而是关于领导层如何看待中国全球地位的最清晰表达,同时也向世界传达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信息。

2014年召开的上一次会议标志着邓小平“韬光养晦,争取时间,永不称霸”指导方针的终结,并预示着一个中国开展国际行动的新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变化反映了习近平已经完成集权,中国领导人认定美国实力已经相对衰落以及认为中国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全球经济参与者的观点。

自2014年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巩固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它开创了新丝绸之路的理念,并将其转变为数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经济倡议,涵盖欧亚大陆,非洲以及其他地区的73个不同国家。同时中国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签约建立了第一家大范围非布雷顿森林体系多边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中国还在其邻近东亚的战略利益范围之外实施了一系列外交举措,并积极参与到了2015年伊朗核协定等外交倡议之中。它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吉布提开发了海军基地,并远赴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一线与俄罗斯共同进行海军演习。中国还在今年3月成立了自己的国际开发机构。

一个连贯性大战略的浮现(无论西方是否选择承认这一点)还不是自2014年以来所发生变化的全部内容。首先,对中国共产党所扮演角色的强调力度比以往大大加强。习近平忧虑中共会在该国重大政策辩论中遭到边缘化,因此重新巩固了党对国家机构的控制,并优先考虑政治意识形态而非技术官僚政策制定。习近平决心无视西方历史的发展主线,摒弃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定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获得普遍胜利的“历史的终结”观点,并在长时期内维系一个列宁主义国家。

这个被称之为“习近平思想”的路径如今已经彻底充斥着整个中国外交政策框架。特别是习近平关于在历史发展方面存在可以辨认且永恒不变的“法则”——而且既可指定又可预测——的观点在上月的外事会议上显得尤为突出。这听起来像是老一套的辩证唯物主义论调,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习近平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作为自己首选的知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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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政治和经济发展铁律之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味着世界上的各类事件不存在任何随机性。因此,习近平认为,如果马克思的分析框架适用于当前时期,那么全球秩序显然处于一个转折点,西方的相对衰落再加上有利的国家和国际环境造就了中国的崛起。用习近平的话说:“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然中国的前进道路上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但习近平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和西方面临的障碍要更大。

这种想法如今将如何推动中国的具体外交政策还是个未知之数。但至关重要的则是一党制国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在对现实进行“理想化”的过程中如何抉择:这关乎整个系统是如何跟自身对话的。而习近平对中国外交政策精英传达的则是极大的信心。

具体而言,本次外事工作会议要求本国的国际政策机构及人员响应习近平的议程。在此习近平似乎有意针对外交部。习近平对该部门在政策创新方面的动作迟缓深感不满,并因此传达出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气息。会议要求中国外交官牢记自己首先是“党的干部”,暗示习近平可能会推动外交政策机器更大程度地发挥主动性,以充分服务于他本人新构筑的全球视野。

上个月会议产生的最大变化则是在全球治理方面。在2014年,习近平提到了即将到来的事关未来国际秩序结构的斗争。虽然他未能继续详细说明,但自那以后,许多工作都致力于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全球治理。

当然,这些术语在英语中拥有相互不同又有所重叠的含义。但广义上来说,在中文中“国际秩序”一词意指(中国所接受的)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G20集团和其他多边机构以及(中国所不接受的)美国全球联盟体系的组合。“国际体系”一词多指这一国际秩序的前半部分:由根据国际条约法规运作并寻求在共享主权原则的基础上管理全球公共领域的各个多边机构所组成的复杂网络。“全球治理”表示以此定义的“国际体系”的实际表现。

习近平在外事工作会议上最令人吃惊的新言论则是要求中国“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对自身意图的最直接表述。为此全世界都应该坐稳扶好,迎接中国国际政策主动出击的新浪潮。

与国际社会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非常清楚当前大部分多边体系的失能状况。所以习近平领导“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愿望绝非偶然。它反映了中国将更多地针对多边机构进行外交主动出击,以便将它们重新定位到与中国自身“国家核心利益”更加一致的方向上。

习近平提醒本国的国际政策精英说,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方向,包括全球治理改革,必须由这些国家核心利益所驱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也想要一个更“多极”的国际体系。它指向的是一个美国和西方权重大幅减少的世界。

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所面临的挑战则是确定我们现在想要哪种类型的全球秩序。欧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或非洲联盟等现有机构对未来的国际规则体系有何寄望?无论特朗普是否上台,美国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将如何集体保护《联合国宪章》,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以及《世界人权宣言》所体现的全球价值观?

全球秩序的未来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中国构思出了一个清晰的未来蓝图。同时也是时候让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那一套了。

本文是根据作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所发表的演讲整理而成。

http://prosyn.org/CPvzrQV/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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