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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和力量感

纽黑文—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胜选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提出要为高收入者大幅减税,而这一人群往往接受过精英教育。但他最热烈的支持往往来自收入平常而停滞不前,并且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这是为什么?

特朗普的胜利显然来自其支持者的经济无力感,或者说对失去力量的恐惧。对他们来说,特朗普简单的口号——“让美国重新伟大”听起来就好像是“让重新伟大”:芸芸众生将获得经济力量,而已经获得成功的人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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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平等性加剧的受害者一般不待见看起来像是施舍的政府政策。他们通常不想然给政府让税收制度变得更加累进,对富人征收惩罚性税收,通过这样来为他们发钱。再分配令人感觉羞耻,感觉像是被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感觉不稳定,感觉陷入了一种随时可能崩溃的依赖关系。

赤贫者可能接受施舍,因为他们觉得必须这样做。但是,对那些自认为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人来说,带有施舍味道的东西都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相反,他们想要赢回他们的经济力量。他们想要控制他们的生计。

在二十世纪,共产党将经济不平等政治化,但他们确保了他们的日程绝不会被解读为向不太成功者施舍或做慈善。一个基本要点是共产党通过革命夺权,在革命中,工人联合起来行动,并感到被赋予了力量。

特朗普支持者也将他的胜利称为革命,尽管其中的暴力——至少从选战本身角度讲——仅限于指名道姓的攻讦和羞辱。但这显然已经足以令将咄咄逼人视为力量的证明的特朗普支持者感到不悦,激发了他们的斗志。

显然,不仅是美国人向往职业成就感,而不仅仅是赖以生活的金钱。没有一个国家认为用对富人课以重税并将税金转移支付给其他人来作为不平等性加剧的应对之道是大体正确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在游戏玩完后再更改规则。

在近著《对富人课税:美国和欧洲财政公平史》(Taxing the Rich: A History of Fiscal Fair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中,纽约大学的肯尼斯·谢夫(Kenneth Scheve)和大卫·斯塔萨维奇(David Stasavage)用两个世纪以来的税率和收入不平等性数据考察了20多个国家的结果。他们发现,政府不存在或极少存在当税前不平等加剧时增加税收的累进性的倾向。

《怨恨政治学》(The Politics ofResentment)一书的作者凯瑟琳·克莱默(Katherine Cramer)在威斯康辛州获得了关于这一结果的一些洞见。与特朗普一样,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尔克(Scott Walker)十分受工作阶级选民欢��。2010年当选州长后,沃尔克降低了高收入者的税收,拒绝将州最低工资提高到联邦规定水平线之上,也拒绝了依照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有利于较低收入人群的2010年医疗改革建立的保险交易所。相反,沃尔克承诺采取降低工会权力的措施,这样的行动通常被认为可能降低工作阶级的收入。

克莱默采访了威斯康辛州农村地区的工作阶级,试图理解他们为什么支持沃尔克。她的受访者强调农村价值观和努力工作的保证,而这正是自尊和身份的源泉。但他们也强调,他们面对被认为是不公平地获得优势的人的无力感。她认定,他们在经济衰退确定无疑的情况下支持沃尔克反映了他们对大城市特权人群的极端愤怒和怨恨,在沃尔克当选之前,这群特权人士忽视他们,只有在征税时才想起他们。而他们的税收一部分被用于支付政府雇员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这些他们自身通常无力承担的福利。他们想要力量和承认,而沃尔克能够给他们这些东西。

这些选民也几乎肯定在焦虑信息科技的迅速崛起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如今,经济成功人士往往是那些技术强人,而不是威斯康辛(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这些工作阶级选民感到不再具备经济乐观;但是,他们热爱自己的人民,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希望能够维持自己的地位。

特朗普是这些选民的代言人;但迄今为止他的方案似乎并不能解决最基本的力量变迁。他强调降低国内税收,宣称这将释放新一波企业家精神;他提出要以保护主义方向重新谈判贸易协议,让就业机会留在美国。但这些政策无法让相对不太成功的人获得经济力量。相反,企业家将发现更加智能的方式用计算机和机器人取代工作岗位,而保护主义可能引起贸易伙伴的报复、政治动荡等,最终甚至爆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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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选民,特朗普必须找出办法再分配力量,这种再分配的方法要超越收入而不只是收入本身,也不只通过税收和支出手段。他在这方面只给出了有限的办法,比如补贴学校改善教育的选择。但强大的经济力量——比如科技创新和全球运输成本的下降——才是许多国家不平等性加剧的主要原因。特朗普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如果不具备当今经济所要求的技能的群体拒绝再分配,特朗普很难让他们的境况变好。从目前的表现看,特朗普革命似乎很难带来他的支持者真正想要东西:工作者经济力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