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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至上”的终结?

米兰-本月的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上,一个由美国规模最大和最强大的公司的 CEO 组成的团体,正式放弃了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公司首要目标的观点。这意味着股东将不再永远优先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客户、雇员、供应商和公司所在的社区。该组织在声明中作出解释,称需要支付合理的工资,提供更多的福利,并投资培训,以帮助员工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

其实,公司管理往这个方向走已经有些时候了,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要应对社会最困难的挑战,增强私营部门的参与将非常有必要。客户、员工和投资者愈发频繁地表达着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担忧,也无疑强化了这一趋势。对于协调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与公司投资者的长期财务利益来说,这一逐渐形成的共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资产管理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演变。在过去几年中,在许多顶级资产管理公司帮助引领之下,投资者接受“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ESG)的比例一直在增长。

这一趋势揭露了一个问题,即纯粹拥有经济利益的股东是否仍占上风。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取决于他们的数量、控制的资产以及他们占股的时长。但很显然,由于得到了来自长期投资者的支持——如养老基金和其他管理主要资产池的人,经济利益的天平逐渐倾向了ESG的这一边。

无论如何,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要点不是为了让投资者和公司董事会陷入被动或脱离企业。我们并不是在回到“管理资本主义”的时代,即在激进投资者和股东至上原则出现之前的公司治理模式。但人们也不应将商业圆桌会议的声明仅仅解读为长期趋势中的一小步积极举措。事实上,这个声明的意义远不止如此。

首先,该组织本月的声明清楚地表明,美国首席执行官们不仅打算改变公司管理模式,还打算改变商业企业在社会中的角色。它为追求资本回报设定了新的界限——这些界限旨在保护那些往往缺乏市场力量保护自己的选民(雇员、消息不灵通的客户、供应商、后代)。 最重要的是,此举出台之际,财富不平等正在加剧,金融资产所有权正变得越来越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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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企业管理中融入社会意识的转变还有一个更令人兴奋的特色:这一转变为新的、更具创造性的商业模式打开了大门。世界上一些最令人钦佩的公司(就投资回报而言)已经围绕解决经济和社会的挑战建立起了新的商业模式。以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为例,成立的目的是为中小企业扩大市场准入,它和它的金融子公司蚂蚁金服至今仍致力于达成这一使命。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阿里巴巴创造的那种充满活力的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生态系统,能够为包容性增长带来重大贡献。

本月早些时候,在商业圆桌会议发表声明之前,印度企业集团信实工业有限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 Limited)在孟买举行了年会,其董事长穆凯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在会上发表了一番惊人演讲。安巴尼指出,公司的价值创造现在依赖于与印度公司以及微软等跨国公司的合作(提供云计算服务),随后,安巴尼将信实的股东描述为“印度经济、印度人民、我们的客户、雇员和股东” ——再没有比这更清晰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说明了。

信实公司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其子公司 Jio,该公司从2016年开始销售廉价智能手机,目标是将印度的每个人都连接起来。安巴尼表示,Jio 的用户超过3.4亿,且每月增加1000万用户量。换句话说,一家成立于不到三年、带有社会使命的公司,已经是印度最大的智能手机运营商,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单一国家运营商。

此外,通过使用印度的生物特征识别程序(Aadhaar) ,Jio 似乎正在为广大印度人民的数字连接度做出重大贡献,其中包括以前没有银行账户或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它将为小企业和数百万企业家开发一系列其他有价值的服务,加强其已有的对包容性增长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数字技术的不变成本往往很高,但可变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一旦成功建立模式,像阿里巴巴或者 Jio 这样的公司就可以为无数其他围绕社会目标而建立的商业模式提供一个大平台。这种影响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美国等潜在的大市场尤其强大。

商业圆桌会议近日的宣言是向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迈出的重要一步。行业领袖树立的榜样至关重要。如今,一些最成功的全球性公司明确地建立在多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观基础之上,这并非偶然。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尽管向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转变对于朝其他社会目标取得进展是必要的,但这显然还不够。单靠企业无法解决人类最紧迫的全球性问题。企业将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有责任为多利益相关模式的企业创造空间,提供工具,帮助企业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影响。

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协会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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