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特别提款权的新生?

发自华盛顿特区——反全球化政治运动的崛起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令一些人不禁猜想是否应该构建一个更强大的世界经济多边核心来减少破坏性分裂的风险。毕竟,我们还没忘记当前的安排——虽然饱受指责——其实反映了那些经历过二战的前辈们尽量减少“以邻为壑”的国家政策性风险的强烈意愿,因为正是这类政策剥夺了1930年代的增长,繁荣和全球稳定。

类似的考虑也在近50年前推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发行,并将其作为全球货币的前身。而如今那些再次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感兴趣的人们——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都在问:是否特别提款权的革新能成为重振多边主义的有效工作的一部分?

设立特别提款权的最初推动力包括某些忧虑:一国货币是否既能满足全球流动性供应的需求,同时又让人对其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角色具备足够信心——经济学家称之为“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通过创建一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的国际货币,各会员国都会寻求以一个非国家官方储备资产来巩固和强化国际货币体系。

但某些法律和实际操作因素,以及一些国家对将经济治理权委托给多边机构的政治抵制,使得特别提款权连其创造者的温和期望都无法满足,更遑论扮演一个为增长导向型全球经济的协同运作保驾护航的真正全球储备货币的伟大作用了。信息和其他市场失灵,体制基础架构薄弱,推广力度不足也增加了特别提款权备的运作难度。合力作用之下,最终导致提款权的潜力与其表现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