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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和四十万美元问题

纽约—福克斯商业台兴奋地报道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将在今年9月份在一次医疗会议上发表演讲,华尔街投资公司Cantor Fitzgerald将付给奥巴马40万美元报酬。一些我很尊敬的人也为这个消息感到十分失望。比如,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参议员说,她为奥巴马的决定感到“困扰”,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参议员说这“令人恶心”。但我认为,奥巴马的决定具有一些救赎性质。

我见过奥巴马两次,每次都被他自然流露的温情和优雅折服。第一次是2010年11月7日,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他的新德里官邸设宴招待奥巴马。当时,印度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迅速复苏,表现抢眼。辛格将作为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我引见给奥巴马,奥巴马的反应表现出他的机智。他指向他的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对我说:“你得给这家伙一些建议。”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2015年1月,奥巴马再一次正式访问印度之前几周。奥巴马的顾问邀请我来到白宫向总统简略地介绍印度经济的状况,这是印美关系三四人讨论的一部分。这次会面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铭记的时刻之一,因为我认为奥巴马采纳了我给出的建议。光是这一点足以鼓励我再向他提出其他一些建议——既然他已经接受了饱受争议的演讲费。

奥巴马与Cantor Fitzgerald公司的安排清楚地说明了过去几十年来商业经济学的变化。在这个全球化和信息过载的时代,每个人都渴望获得其他人的注意。你的汉堡店菜单再有特色,别人不知也是枉然。无数生产者都在试图吸引客户注意力,因此,营销和代言变得至关重要——也非常昂贵。

汉堡店如此,咨询公司和金融企业亦然。品牌和宣传现在的地位比从前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如果你可以向人们表明你的公司有一些东西可以在当今数字化、全球化的世界中独树一帜,你就能获得巨大的利润。

对Cantor Fitzgerald公司来说,请来刚刚卸任的前总统就是这样的信号。该公司与奥斑马达成了一个协议,与后者分享很快就会变大的蛋糕。如果奥巴马索取的费用很低——比如50,000美元——他就能避免批评,但这样一来华尔街投资公司就会增加350,000万美元收入。

当然,一些观察家将奥巴马在9月的会议上露脸一事完全看成是为华尔街代言——这是奥巴马应该重视的风险。平心而论,如果奥巴马接受的是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邀请,没人会将他的决定视为背叛。但华尔街不一样,因为它是新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无法简单剥离的一部分。它需要修复,非常仔细小心地修复。

公司请前总统做品牌宣传始于20世纪70年代,里根接受一家日本公司200万美元做两次演讲之后,这样的做法开始大量出现。与此同时,生产商品和服务然后出售,这些业务的价值相对而言有所下降,因为营销、广告和交易成为最主要的重点。一个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今天,CEO的收入比公司普通员工高200倍,而20世纪50年代只高出20倍。

令人振奋的是,一些因这套机制而致富的人也同意这需要有所改变,甚至在对推动改变。他们面临着本质上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其饱受争议的1932年的论文《纽约美国人》(New York American)所提出的相同的问题:“社会主义者应该抽好雪茄烟吗?”(罗素自己的回答是“是的”。)

但是,更多的人需要认识到,改变了的世界经济导致了极端不平等性的出现,它就像是过度二氧化碳排放,构成了“公共坏商品”。他们需要承认,降低不平等性的任务与遏制气候变化一样,不能让市场来承担。我们需要更明智的监管,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收——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想做的正好相反,限制公司高层与工人的收入差距。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前困境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错。但制定和推进进步日程如今已经是一项集体责任。我对罗素之问的回答是,在一个穷国,为更加平等而奋斗的理想主义者不应该抽昂贵的雪茄;但如果他们已经无可救药地有了烟瘾,那么也绝不应该仅仅因为无法放弃雪茄而放弃理想。

奥巴马亦然。他必须继续批判华尔街和我们正深陷其中的系统性陷阱。既然他已经接受了400,000美元,那么应该用它来降低不平等性和推进更加进步的日程,让他的继任者拿不到这样优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