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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错误定价的传染病风险

纽约—全球商业领导者和投资者常常被两种风险所震惊:宏观经济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在短期,这意味着关注迫在眉睫的美联储升息和即将举行的法国和德国大选。在长期,这意味着认识主权债务高企、人口变迁、自然资源稀缺等结构性风险。但还有第三个风险,它更加致命,却常常不再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它就是传染病。

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前主任汤姆·福里登(Tom Frieden),目前世界所面临的全球健康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人们的行程比以前更远,出行频率也更大。供给链,包括食品和药品供给链,覆盖了全世界。(比如)亚洲或非洲的结核病疫情,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几天之内就会出现在美国的医院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家十分担心最近爆发的传染病,如寨卡、埃博拉、禽流感等。他们也因为流感、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等致命性疾病的再度兴起而感到警觉。

平心而论,就致死率而言,最近的疾病爆发和流行远远比不上过去的全球性流感疫情。2003年的“非典”疫情造成774人死亡,2014—2015年爆发的埃博拉造成11,310人死亡,而1918���1920年的流感疫情造成1亿人死亡——比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量多四倍多。事实上,这次疫情让全世界人口减少了5%。

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传染病风险可能迅速恶化,原因就在于抗生素耐药性(AMR)的增加。据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有480,000人产生多重抗药性,抗药性也已经开始影响到艾滋病和疟疾的防治。”世卫组织提醒,目前所有国家已经出现抗生素耐药性,让病人临床结果风险增加,死亡风险也变得更大,同时,卫生体系的负担也更加沉重了。

英国首席医疗官萨利·戴维斯(Sally Davies)警告说,如果不加以遏制,药物效果下降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据她估计,到2050年,抗药性传染病“每三秒钟”就会夺走一条生命。抗生素耐药性评估(Review on AMR)估计,到2050年,每年因耐药性而丧生的人数为一千万人左右,给全球经济产出造成的累计成本高达100万亿美元。比较而言,今天的世界GDP总量为每年74万亿美元。

但抗生素耐药性的潜在长期人道和经济后果尚未被公众所广泛认识,金融市场更是对此认识不足。事实上,保护公众免受健康威胁是市场不能有效实现的关键领域之一。因此,常常需要政府来承担预防和治疗的成本。

政府预算已经捉襟见肘,因此,应对日益沉重的因抗生素耐药性造成的医疗负担十分困难。但政府无法迅速行动起来减轻这一风险。相反,经验表明,政府常常不能合理分配公共支出以应对基本或日益严重的问题(如公共卫生威胁),直到危机爆发。

去年,死于癌症的美国人比死于战斗的美国人还要多。事实上,去年有580,000人死于癌症,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的平均死亡人数430,000人。但政府的癌症支出平均只有每年40亿美元左右,略高于7,180亿美元的年度军事预算的0.5%。

当然,政府的预算配置决策因为政治需要而十分复杂和顽固。美国军方雇用了三百万人,是全世界最大的雇主,许多选民也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要求将保持美国军事主宰力列为最重要的事项。

但问题不仅仅在于花多少钱,还在于什么时候花钱。政府不会等到战争爆发再去进行军事投资。但它们却倾向于等到危机爆发才去投资于遏制传染病。

为了应对非典疫情,世界紧急投资了150亿美元,埃博拉则是400亿美元。1918年为应对流感而投入的成本高达17.5万亿美元。要是各国花更多的钱用于减小这些疾病爆发的风险——比如通过加强卫生体系和推进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或许根本不需要紧急支出,至少支出规模会小很多。

从这个角度讲,遏制传染病的斗争与遏制气候变化的斗争非常相似。威胁巨大但不紧迫,因此政府一直在处理其他要务而放任威胁发酵,甚至视而不见。结果,这些风险没有充分体现在市场价格中。

当危机最终爆发时,威胁的真正规模才变得水落石出。但到了那时,遏制危机将变得事倍功半,受害者也会大大增加。不幸的是,这个时刻也许比所有人——不管是政府还是投资者——预想得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