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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药物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医疗革命——起码一些顶尖科学家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任弗朗西斯·科林斯在他的新书《生命的语言——DNA和个性化药物》中指导我们度过这个动荡期。他在书中指出,“我们正处于一场真正的医学革命的前沿。这场革命有望从传统的“万众一药”转型到一种更有效的策略:把每人视为拥有特性的独特个体,以这些独特性来制定一套养生之道。但是你必须要作好迎接这个新世界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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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向基因个性化药物过渡的巨大转变有望让我们了解最深层的自我——或者我们的基因本我,让我们借助于个性化测验和药物品尝生命的万能药。但是我们真的相信这些前景吗?

基因个性化药物不是唯一的重要新发展。诸如私人血库之类的商业项目大肆宣传婴儿脐带血的独特性。诸如大脑深层刺激——“大脑的除皱术”等强化技术宣扬你有责任做最完美的“自己”。

事实上,现代生物技术越来越倾向于开出“自己的”药物,以此“品牌”来区分个体病人可能存在的差异。

但是所有这些技术仍旧是虚夸大于现实——有时候这些夸大宣传还是危险的。目前,美国国会和食品药物管理局正在调查个性化基因测试是否误导顾客,让他们相信人类已经掌握了特定基因和特定疾病之间的联系,其实我们并未达到这一地步。

同样,临床显示,私人库藏的脐带血也没有比公共库藏的血液来的有效。随后著名的产科医师协会们发表两篇质疑报告,警告不要在孩子出生时进行常规的脐带血收集。旨在让我们变成“超人”的强化技术则引来了更多的关注,但这些技术仍旧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过去两个世纪人类健康和长寿方面的巨大进步应该是得益于“我们的”药物,而不是“我的”药物。公共健康和卫生项目,如小儿麻痹症和天花疫苗,学校和工作场所的肺结核排查,所以这些为西方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健康改善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但是当父母们听信儿童期疫苗与儿童自闭症有关的耸人传言时,当媒体专家评论员嘲笑旨在防止猪流感扩散的公共健康措施时,抑或当一个英国研究员宣布“人体老化的祸害比天花更严重时,疫苗、疾病防控以及排查被搁在了一边。

新的生物医学最初是由公共卫生项目提供资金并进行宣传的,这些项目能为全人类带来了福祉。当由私人医疗慈善机构、英国研究委员会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员联合投资发起的人类基因计划在十年前完成时,人们对获得许多疾病可以治愈充满了希望。

而如今,1/5的人类基因已经属于私有专利,这意味着病人无法对导致癌症的基因进行测试,研究者们不能取得进展,如果另一支研究队伍拥有他们想要研究的基因的专利权。到底哪里不对劲?

这一问题的答案与基因神秘性有一定关联,与“我就是由我的基因决定的,这就为什么我与众不同“这一想法是分不开的。基因的神秘性利用了西方文化中的个性主义,它似乎为这种个性主义提供了一种科学依据。同时基因神秘性还牵涉大量的商业利益,这就意味着研究工作常常集中于那些诊断和治疗能带来最大利益的疾病的基因联系上,而不是着眼于最大化地降低全球死亡率。

一些基因个性化治疗很可能是医学进步的迹象,如遗传药理学,有望让病人根据自己的基因来获得专门制定的药物处方。如果这种新技术能见效的话,那么治疗癌症的化疗所带来的副作用就能被减轻:肿瘤专家将不必在开出“众人一药”的处方,如果能知道哪些病人的基因对这种药物更有吸收性的话,就能开出少剂量的药方。

但是开发新药的昂贵代价意味着制药公司需要广阔的患者市场来获得投资收益。那么少数民族群体会被忽略吗?

其实在短时间内,相反的情况似乎发生了:遗传药理学瞄准了少数民族这一特定市场。根据种族基础制定的药物在2005年登上了舞台。那年,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了新药“BiDil”。这是第一种治疗特定种族群体的药物——治疗心力衰竭的非裔美国人。但是没有临床证据显示这种药物对非裔美国人更有效,随后它被撤离市场。

尽管如此,像“人类基因计划”这样的巨大进步确实把药物基因化了。大众越来越相信所有的症状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公共健康措施很可能会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基因检查或者个性化的基因测试服务。如果行之正确的话,基因测试能拯救生命,但是它同样会给人们带来一种感觉:个人是否健康是是个体患者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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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奥秘这一法律上受质疑的观点认为我们拥有自己的身体,我们生活中基因市场的影响扩大让许多人相信,“自我”药物是最佳选择。当医疗保健是由个人或他们的雇主买单时,“自我”药物变成了一种自然的选择。

但是,就像醉酒之人在街灯下寻找丢失的钥匙那样,生物医学倾向于只关注灯光最亮的那部分区域,不是关注最有效的健康突破口,而是关注最个性化以及最盈利的。如今个性化药物和利润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