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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800年

普林斯顿—飞离伦敦西斯罗机场(Heathrow Airport)时,你可能会飞越一片叫做兰尼米德(Runnymede)的草地。八百年前的这个月,这片草地色彩斑斓,遍布着男爵和骑士的帐篷,更有规模更大的英格兰约翰王(King John)的王帐,看上去像是飘荡着王旗的马戏团。

这次集会看上去像是游园,但气氛无疑是紧张的。集会的目的是调和反叛贵族和国王之间的冲突,用当时人的话说,国王“恶贯满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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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王想要筹集资金夺回在法国失去的土地,他的筹资金额超过了贵族从先人手中继承的常规税费规模。国王没收富裕贵族和商人的地产,有时连人一起劫持,要求巨额赎金。

如果连年敛财带来了胜利,约翰大概不会那么专断了;但当他在法国落败而还时,一群贵族奋起反抗并占领了伦敦。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居间调停的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国王接受了贵族的要求,即一份被称为Magna Carta或曰“大宪章”的文件。

大宪章不是英格兰王授权的第一份宪章。一个世纪前,亨利一世颁布加冕宪章(Coronation Charter),以示其将比前任更加尊重贵族特权。但亨利的继任者很快又回到了国王专断的老路上。

大宪章看上去也不会维持多久。很快,它就被与国王结盟的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取消。但第二年约翰驾崩,支持其继承人、年仅九岁的亨利三世的贵族需要支持以对抗觊觎王位者。为了赢得支持,亨利政府重新颁布了其自身的大宪章,至今仍是英国法律的一部分。

大宪章被复制多份,颁给大英格兰地区的多家教堂。拉丁原文被翻译成贵族的语言——法语,然后再翻译成英语。到世纪末时,英国农民都开始引用大宪章与不公抗争。

第一份印刷版大宪章于1508年问世。十七世纪40年代,议会从大宪章中寻找推翻查理一世的法律依据。随后的起义,包括美国革命和纳尔逊·曼德拉,都援引大宪章论证他们的行为。

这些正义和自由斗士从这份3,500字的文件中获得的是应对约翰专断臣民物权和人权的关于普通原则的简短陈述。大宪章第39章说:“自由民,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裁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伤害。”第40章简洁地表述了另一项强大的原则:“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和公正裁判。”

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是这两章的现代回音——规定“如未经法律程序”各州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或拒绝任何人“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

但大宪章不是一份民主文件。尽管它规定税收必须以一致同意(common consent)为前提,但这一同意是通过高等和低等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长的集会形成——在骑士制度时代,就连骑士也无资格与会。

当时,伦敦等城镇应该获得代表的观念已经产生,但在最终文本中难觅踪影。因此,大宪章表明,“谁统治”是一个问题,“如有,政治权力的界限在哪里”是另一个问题。

大宪章试图为政治权力规定界限,但又不把这一界限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这造成了一个问题,让哲学家们纠结了800多年。既然约束统治者的原则既非来自统治者,也非来自臣民,那么它们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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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传统提供了一个中世纪学者所熟悉的答案。对他们来说,自然法可以通过我们的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理解,相反,另外一些法律只能通过天启(divine revelation)发现)。大宪章的关键原则可以视为为理性所启发,因为法律的思想排除了专断的逮捕和没收,也排除了以法律的合理应用之外的基础所做的裁决。如果A依法必须在B的奶牛进入他的土地时将它归还给B,而C的奶牛在基本类似的情况下进入了B的土地,B也由法律义务归还C的奶牛。C不需要贿赂法官才能要回奶牛。

大宪章没有阻止制定和实施不公正法律的内容;但它确实让法律位于统治者的意志之上。不幸的是,这一思想尚未被许多国家接受。此外,美国关塔那摩湾监狱一直存在,这表明,即使在以大宪章为政治制度源泉的国家,安全威胁感也削弱了除依法行动之外不得逮捕任何人、正义不得拖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