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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rian118_ANDREW CABALLERO-REYNOLDSAFP via Getty Images_imflogoconference Andrew Caballero-Reynolds/AFP via Getty Images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如何防止被逐步边缘化

发自纽约—今年我并未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10月年度会议。相反我密切关注了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并与一些我所敬重的与会者进行了交谈。对于全球经济的福祉来说目前正在逐步浮现的状况是令人相当沮丧的。尤其是经济持续疲软和碎片化压力的前景将使多边机构的信誉和效能面临挑战。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号召力无疑是极强的,甚至近乎独一无二的。每年的年度会议都会吸引来自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级经济和金融官员以及大量私营部门代表。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全球聚会,不仅利于官员们交换意见,而且在企业联络交流方面也作用甚大。

在过去几年中日益增加的会议附属活动正在让正式会议变得越来越黯然失色,尤其削弱了会议在改善政策制定方面的贡献度。实际上今年我根本找不到一个对会议的主要政策输出(两大机构的最高政策制定委员会所发布的公报)给予特别关注的人。

这情况与过去形成鲜明对比。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不久前的那些日子,官员们会为这些政策讨论进行认真准备,而私营部门参与者则热切期待前者的讨论成果以便能更好地了解全球经济前景以及关键国家和国际政策举措的展望。众所周知,市场总会因某些特别言论而出现波动,这就是为什么官员们会花费数小时来完善各项公报以免它们遭到误读。

对上述变化的关联性解读是真正实质性的东西已转移至会议附属活动中。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在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也是基金组织最高成员国决策小组——公报发表之前,两份有关经济和金融趋势的旗舰报告(分别是《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就已经发布了。围绕着这两份报告会召开有许多基金组织官员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和讲话。然后这些报告的主题将在被许多研讨会以及国家官员演讲所选用。因此许多政策含义在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开会之前就已经被讨论过了。

然而,虽然我尊重并钦佩那些多变主义者并为这一理念付出了数十年心血,但我担心这种解读会过于偏颇。是的,由于其才华横溢,敬业奉献的员工以及与各国之间的独特联系,基金组织依然维持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优势。它确实在增进自身对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解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也勇敢地带头探究性别不平等和气候变化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但它的前瞻性分析经常被证明是滞后的,其定量预测始终与事实相差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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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担忧的是,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尤其是那些与发达经济体有关的政策建议,往往(婉转地说)影响甚微。这点只需要看一下基金组织官员的言论与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公报中那些寡淡而重复措辞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就能意识到。而当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各自回归本国首都后,那些政策见解就更加无人听闻了,这突显了这一过往的双赢政策关键促进契机在当前的无效性。

而影响力减弱的许多关键原因都与多边机构本身无关。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政治已逐渐转向国内,从而加剧了对基金组织所提倡政策的不满。多年以来低下且不充分的包容性增长缩小了国际政策合作的范围,更反向加剧了对全球规范和国际法治的不尊重。甚至连借助基金组织谋求国家利益的意愿也减弱了:比如美国就选择直接将手中经济工具武器化

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非清白无辜。首先它们实施内部改革的步伐太慢了。两家机构本可以更快地承认最近犯下的错误,例如与阿根廷近期金融危机有关的事项,最不发达经济体债务的过度增长以及未能预见2007~08年金融危机的后果。

此外,人们所珍视的成员一视同仁原则已经被明显地延伸了,而且常常是以进一步削弱那些依然沿袭过往治理方式的机构的地位和信誉的方式。尤其是相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欧洲长期以来都处于过度代表状状态,而欧洲和美国人则分别垄断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领导层。

而这些缺陷则引发了更广泛的担忧,加剧了在国家层面实施以邻为壑政策的趋势并增加了分裂和无序去全球化的压力,还使全球经济暴露在了金融中断的风险之下,进而削弱了本已脆弱且不足的包容性增长动力。

多边组织经常抱怨主要政府对机构改革的意愿不强所以限制了改进程度。毕竟这些国家不仅是最大的股东,有时还会出手阻挠一些得到其他绝大多数成员国支持的倡议。

诚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受到其所处业务环境的限制。但是它们的管理层也倾向于逃避接受并吸收这些改革动议。在实施无可避免要遭遇抵制的做法所涉及的巨大名誉风险之下,这些人无力扮演催化剂角色,所以通常会被晾在一边。

然而两家机构如今都更换了新管理层,也为启动有利于全球经济变革的进程开启了一扇新窗口。希望上个月令人失望的年度会议能起到唤醒作用,因为对于这些组织而言,没什么比逐步被边缘化更加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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