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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政治断层

发自纽约——英国民众以微弱多数投票脱离欧盟的举动虽然是英国人自己的事。然而大家也都知道,这就如同煤矿里的那只金丝雀(注:用来提早预警瓦斯泄露,比喻出现坏事的最初征兆),预示了大规模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对全球化、自由贸易、业务外包、劳动力流动、市场导向政策、超国家机构,甚至是技术变革的反向冲击——至少在发达经济体就是如此。

上述这些趋势令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在劳动力短缺但资本充足的发达经济体和劳动力充裕的新兴经济体中此消彼长。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从商品价格下降中受益;但低端甚至一些中等技术工人则因为均衡工资下降且工作机会受威胁而减少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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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欧”投票中也展现出了明显的断层:富人/穷人,贸易及全球化的赢家/输家,高技能/低技能劳动者,受过良好教育/低教育程度,年轻人/老年人,城市/农村,多样性/单一型社区。而在其他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和欧洲大陆,都出现了类似的断层。

凭借更为灵活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美英两国在GDP和就业方面实现了比欧洲大陆更强劲的复苏。虽然实际工资并未增长多少,但就业岗位数量增长迅猛,失业率也下降到5%以下。

而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俨然成为了那些惨遭贸易,移民和技术变革排挤的愤怒劳工的救世主。在英国,脱欧表决则被一种低工资欧盟国家(大家所谓的“波兰管道工”)将侵占本地公民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的恐惧所深刻左右着。

而欧洲大陆和欧元区的经济状况则差得多。平均失业率徘徊在10%(在欧元区外围国家更高——在希腊和西班牙超过20%),年轻人失业率超过30%。大多数国家几乎创造不出什么就业,实际工资一路下跌,双轨制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服务于正规部门的工会工人坐拥良好工资和福利,而年轻劳动者则只能取得工资更低且不稳定的工作,没什么就业保障,津贴也时有时无。

全球化进程在政治上则面对着双重压力。首先,那些几十年来都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老牌政党,无论左派右派,都遭到了民粹主义和本土/民族反建制政党的挑战。其次,随着反全球化的主角们纷纷涌现并质疑主流正统政治观念,老牌政党都从内部产生了分化——如果不能称之为破坏的话。

那些老牌政党以往都处于全球化受益者——资本家;高技术,高教育程度,熟练掌握数字技术的劳动者;大都市和国际化的精英分子;加入工会的白领和蓝领员工——的控制之下。但这些政党里也包括了一些沦为全球化输家的蓝领和白领劳动者,但这些人仍然保持忠诚,要么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和宗教上较为保守,要么是因为左翼政党一直都是工会,工人权益与福利项目的正式支持者。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输家开始组织起来并在左右两派中寻找反建制领袖。在左派方面,在英美两国的输家,尤其是年轻人,在传统的中间偏左政党中找到了人选:英国工党的杰里米·科宾(Jeremy Corbyn)和美国民主党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

而最深的断层则出现在中右翼政党之中。这些政党——美国共和党,英国保守党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中间偏右政党——都遭遇了反对本党领袖的内部叛乱。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反贸易,反移民,反穆斯林和本土主���——对共和党的体制来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本党的中间选民正在向那些全球化的输家靠拢。类似的哗变也发生英国的保守党身上,那些全球化的输家们逐渐聚集在本党的“脱欧”运动旗帜下,或直接投奔了民粹主义反欧盟的英国独立党。

在普遍实行多党议会制度的欧洲大陆,政治上的分裂和瓦解比英美更严重。在欧盟外围国家,反建制的政党往往属于左派: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西班牙的“我们能”党(Podemos),葡萄牙的几个左翼政党。而在欧盟核心区,这类党派往往是右派:德国的另一道路党(Alternative),法国的国民阵线,以及奥地利,荷兰,丹麦,芬兰,瑞典和其他国家的类似极右政党。

但尽管全球化输家的数量,组织和动员能力都不断增强,全球化本身也并不一定在劫难逃。首先,它依然在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带来净收益,这也是为何输家依然是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的少数派,而那些受益于全球化的人则是大多数——不过有时有点沉默罢了。事实上,即使是“输家”也享受到了全球化和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廉价商品和服务。

这也就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和反建制政党在政治上依然是少数的原因。即使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这样的政党,一朝上台,也只能背弃选举承诺并不得不接受紧缩政策,因为知道退出欧盟代价更高。和西班牙最近的大选中——就在英国脱欧公投三天后举行——也表明即便遭遇失业率高企,财政紧缩和痛苦的结构改革,温和派亲欧洲势力依然占多数。

即使在美国,由于特朗普选民基础的人口构成相当狭窄,因此他的吸引力也相当有限,此人是否能赢得11月的总统大选也非常值得怀疑。

这也是为何大多数欧盟国家依然由亲欧洲的中右和中左联盟掌权。在一众欧盟国家中,反欧盟政党在意大利,法国和荷兰上台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依然较为渺茫。

最后,经济理论认为只要全球化的赢家可以对输家做出适当的补充,就可以惠及全民。这可能需要的直接补偿或提供更多免费或半免费的公共产品(例如教育、培训、医疗,失业福利以及可以四处迁移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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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创造性破坏消灭了一些工作也催生了一些新的工作,劳动者也得接受更多的劳动力流动性和灵活性,也需要实施适当的政策项目来替代因过渡性失业导致的收入损失。在欧洲大陆上的欧盟各国,老派政党得以继续掌权的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国家维持了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

无可否认,这股反全球化的浪潮确实存在且不断滋长,但可以通过补偿工人因全球化而遭遇的间接损害和成本的政策来加以遏制和管理。只有通过制定这样的政策,那些全球化的输家们才会最终加入得益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