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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的艺术

柏林—德国持续的高经常项目盈余问题也许不在本周汉堡G20峰会的正式日程上,但它必然会在参会的领导人中间制造紧张态势。毕竟,这一盈余向来是许多德国贸易伙伴不满的对象,去年它高达名义GDP的8.3%,其中对美国盈余占了最大比重。

平心而论,德国经济也可以从减少其经常项目盈余的政策变化中获益。但这样的调整必须有合理的指引才能起作用——并且要由接受国际贸易的共赢特性、允许经济逐渐实现调整、杜绝经济类似于大公司的幻觉的领导人来推行。

国际贸易不是零和博弈。经常项目赤字未必总意味着“坏事”,盈余也未必一定值得庆祝。相反,它们都是各种私人交易的结果,参与这些交易的各方都预期自己能够获得好处。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和(不像特朗普政府那么好斗的)欧盟委员会一直宣称德国的高盈余肯定意味着总需求相对供给而言比较萎靡引起的宏观经济失衡。特朗普显得对衡量经常项目平衡的有关经济概念一无所知,知道今天,他一直在说“德国人是坏人,大坏人,”因为“他们卖给美国数百万辆车。”

现实是,要导致宏观经济失衡,在给定价格水平上的总需求必须大大偏离总供给。过剩的供给或者反映为产能利用率严重低迷,或者反映为物价和物价预期水平大幅下降。而所有这些在目前德国都难觅其踪。

相反,德国产能处于过度利用状态。就业率非常高,失业率正在下降。物价正在上涨,核心通胀率保持正增长已经多年。因此,任何旨在刺激需求的干预——根据特朗普的逻辑,这是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都不会奏效。

德国的西方伙伴所推行的简单化叙事还有其他问题。经常项目盈余常常被视为有意低估货币、贸易壁垒或倾销出口商品的信号。但德国经济的特点是贸易壁垒相对较低;工资的制定基本上完全独立于政治;货币政策也是由欧洲央行而非德国政府制定。

德国的高经常项目盈余不是来自这些持久性因素,而主要是拜暂时性因素所赐。最重要的是欧洲央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它固然是克服欧元危机不可或缺的措施,但也抑制了欧元的价值;由此导致的价格竞争力(始于2014年年中)至少贡献了一个百分点的2016年德国经常项目盈余。2014—2016年间是石油价格的暴跌则带来了两个百分点的经常项目盈余,人口变化也贡献了两个百分点。

对德国经济部门的净借贷状况的考察可以找到德国高外部盈余的另一个原因。德国企业部门资本比率不断升高,主要原因是税收因素和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两年后爆发的欧元区危机而构建的风险缓冲。毫不奇怪,企业储蓄的增加带来了海外投资的爆发。

德国公共财政在近几年中也有所改善,家庭部门经历了重大的整合,以应对20世纪90年代末房地产泡沫导致的巨量债务。这一影响——以及它们对经常项目盈余的贡献——必定会随着时间而消失。

最后一个必须承认的经济事实(特别是特朗普)是国民经济不能像大企业那样管理。宏观经济分析的大量抽象化常常模糊了一个事实,即总结果是无数独立行动方所做出的自由裁量决定带来的。决策者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这一结果。他们充其量只能影响个体决策的环境,指引宏观经济总量,同时遏制意料之外的副作用。

说到底,经常项目盈余应该理解为基本发展趋势的症候,而不是经济政策的目标。在德国的例子中,目标不应该是为了实��经常项目平衡而去实现经常项目平衡,而应该是增加德国国内的投资回报水平。

这些措施应该包括(比如)采取以经济学原理为指导的能源转型、支持融资中性的企业税改革,以及放松骄纵的服务业的监管。提高公共投资也可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尽管这会导致公共消费有所牺牲。

这一政策组合可以提振德国的潜在增长,同时降低经常项目盈余。这样的交易,即使是特朗普也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