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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池规则

克利夫兰—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用基因工程控制动植物的进化。因此,我们免不了也会用基因工程改造我们自身的进化。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只是略有进展:在线约会服务开始以基因相容性匹配用户;越来越多的父母用通过影像观察胚胎和胎儿,让最健康的基因来到世界;遗传学家在慢慢改进他们直接操纵DNA的能力;至于改变人类种系并繁衍后代,这种事目前还没有人尝试。

全面人种进化工程还远没有起飞,但是,在未来,它迟早会变成常事。人类面临双重挑战:一是要生存到那一天,而是要把它的危害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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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面对风险的是儿童,他们面临着遗传物质受有害操纵的危险。危害可能是生理的(死胎、畸形和遗传缺陷),但即使是技术成功的基因工程也可能给儿童带来心理危害,他们可能会遭遇玩伴异样的目光,被视为“异类”。

在社会层面,只有富豪才负担得起的基因工程会挤出机会质量,从而威胁社会团结。基因有产者和无产者可能形成独立的等级,生殖隔离可能造成生理变化,导致跨等级生育变得不可能。最终,人类物种将出现分化。

由于除了我们自身之外,再无别的人种可以存活(弗洛里斯人大约在18 000年前灭绝),未来人种间未必能够和谐共存。最糟糕的情景是人类基因联系本身被跨物种冲突切断。

即使没有物种分化,基因多样性的丢失也可能造成同样结果:如果所有人都为后代选择同样的特征,那么他们的后代将无法从突发的意外环境挑战中存活下来。

遗传学家经常对这些预言表示悲观。比如,《科学》杂志评论我的新著时指出,“新的基因工程人”对人类基因池几无影响。但是,尽管基因工程灾难确实不可能在近期吞噬全人类,但现有基因工程技术已可能对个别儿童产生伤害:比如相伴试管婴儿而生的早产和出生重量不足。重男轻女的生殖文化正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形成社会问题。

简言之,在不存在未知和不可预见技术障碍的情况下,未来人类进化工程可能造成足以危害人种的威胁。因此,或许现在尚无必要采取措施防止未来伤害,但指出可能需要哪些措施以及那些实施措施所必须的社会规范和行为的变化是大有裨益的

进化工程的许多风险是由父母决策触发的。父母亲急切地希望孩子能获得社会优势,以至于可能凭借错误或不完全遗传信息做出生殖决定,或是在尚未做足安全测试的情况下后代的基因突变。

决定何时允许干涉父母选择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父母意见往往会得到尊重。大部分国家已有旨在保护儿童不受虐待和忽视的法律。但立法保护儿童福利并不能充分解决出生前行为所产生的伤害,也不能决定哪些类型的基因工程是可以接受的。

父母所做的大部分生殖决定都是在医生等专业人士的协助下才能做出的,因此或许有必要同时监管职业操守。一些基础设施,比如医生执业法已经存在,但仍需采取更多的措施,比如加强对妇产科(大量基因工程干预发生在这里)的监管。此外,必须制定评估新技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规则,要兼顾这些技术的接受者和他们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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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不会直接伤害个体从而不受这些监管措施约束的基因工程,如所有父母都为后代选择相同的基因,可能会威胁人类种系的生存。公共卫生系统可以应对这一忧虑。但是,审视过去官员用遗传学改善公共卫生的努力就会发现——最著名者当属20世纪早期的优生学运动及其可怕的强迫绝育——确保这一权力不被滥用且必须以科学为依据是极其重要的。

最后,如果社会中的一小撮人享受了巨大的遗传优势,则社会团结和民主制度可能受到威胁,即使没有直接身体伤害。要让我们所允许进行的基因工程惠及我们的后代,就必须尽可能地扩大其接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