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eson Report Oli Scarff/Getty Images

新闻是否已经过度自由?

伦敦——俄罗斯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尤利娅在索尔兹伯里的一家意大利饭馆被下毒导致英国媒体头版所刊登的一篇重要报道销声匿迹。本月早些时候,前喜剧演员约翰·福特透露从1995到2010年的15年间,他曾受雇于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鲁伯特·默多克通过黑客及欺骗等手段侵入数十位名人,包括时任首相戈登·布朗的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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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所使用的技术,福特表示:“我窃听了他们的电话、手机、侵入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偷走他们的垃圾。”英国新闻界某些最著名人物的声誉很可能会被此次披露的不法行为所玷污。

基本故事设定可以追溯到1695年,取消执照为自由媒体奠定了基础。为实现其后外界公认的控制权力的明确目的,信息对于自由媒体而言必不可少。我们期望自由媒体可以调查并揭发滥用权力的情况。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想起水门事件,此次事件于1974年击垮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但媒体完成这些任务并不需要真正的丑闻。新闻自由存在本身就可以制约政府。自由媒体也不是唯一一个制约因素:由独立司法机构负责执行的法治以及定期举行的竞争性选举其实同样重要。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稳固的三角支撑:拿走一个,另外两个就会坍塌。

尽管政界人士面对媒体的压力往往表现不佳,但我们仍然认为媒体是在过度强大的政府面前我们利益的捍卫者。我们没有正确的私权理论能够解释这种现象。

自由主义观点往往被过分简化:政府非常危险,恰恰因为它是垄断者。它控制着强制手段并征收强制性税收,政府见不得光的行径需要被无所畏惧的调查性媒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相比之下,报纸并非垄断者,它们缺乏任何强制性力量,因此没有必要防止新闻自由权被滥用。新闻权原本就是不存在的。

尽管不存在纯粹的新闻垄断,但在绝大多数国家,寡头垄断仍然是常见情况。倘使如经济学家所说市场的无形之手推动公共利益,那么新闻市场不但有形——而且具有很高的集中度。8家企业拥有英国12家全国报纸,而销售量的80%以上掌握在四家大媒体手中。2013年,英国在线和纸质新闻出版物的52%均归默多克和罗瑟米尔爵士两人所有。如果不是因为媒体成功隐藏了自己的权力,我们决不会仅仅依靠自律来确保新闻行业的诚实度。

人们已经屡次尝试将英国媒体与“体面”的新闻标准相挂钩,但却一再失败了。自1945年来,英国已经成立了六个调查委员会。每个调查委员会的成立都发生在某次惊人的权力滥用事件后,它们建议“采取必要措施”对隐私权进行保护;而每一次,最后退缩的都是政府。

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没有哪位政治家希望遭到媒体的反对:托尼·布莱尔史无前例地讨好太阳报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老板默多克,而且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回报。默多克掌握的媒体支持布莱尔所在的工党在1997年、2001年和2005年三次大选中获胜。另外一个原因更加凶险,报纸握有政治家的“污点”,它们会毫不犹豫的利用这些污点来对自身的利益进行保护。

1989年,在议会的压力下,政府委托大卫·加尔卡特组建一个委员会,“考虑需要采取什么样的立法或其他政策在新闻活动中保护个人隐私,并提高新闻媒体对个人公民的侵害补偿。”加尔卡特最重要的建议是用新闻投诉委员会(PCC)取代行将就木的新闻委员会,新闻投诉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但1993年,加尔卡特表示投诉委员会是由新闻行业组建、出资、控制的机构,执行由新闻业制定的行为标准,对新闻业的姿态过于友好。他建议由法定的新闻投诉法庭取代新闻投诉委员会。但政府却拒绝采取行动。

2011年3月,议会联合委员会报告“现有的自我监管机制问题重重并需要修复。”因为新闻投诉委员会“没有能力处理系统性非法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议会联合委员会提出建议改革监管机构。

同年,在默多克的世界新闻报因电话窃听遭刑事起诉而被迫关闭后,时任首相戴维·卡梅伦任命大法官布莱恩·莱文森主持对媒体的“文化、惯例和道德规范进行调查;卡梅伦还要求调查媒体与警方之间的关系;现行监管制度失败的原因;全国报刊和政客之间的探讨和联系;为什么之前有关媒体不端行为的警告从未引起关注;以及跨媒体所有权问题。”莱文森完成了这项任务——他建议实行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媒体监管方式——他只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谁来防范守护者?”

莱文森报告的第一部分出版于2012年,建议按照皇家宪章规定成立一个由新闻认证委员会保障其对报纸和政府独立性的行业监管机构。为避免他们所谓的“政府控制”,报业业主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新闻标准机构(IPSO),不对除本行业以外的任何人负责。

与此前一样,政府随后选择放弃,否定了莱文森本人的意见,放弃进一步调查确定“报纸的非法或不恰当行为,包括向警方行贿达到何种程度”。事实上,莱文森质疑独立新闻标准机构是否与其前身拥有足够的差异,从而导致其行为上有任何“真正的不同”。

尽管某些英国媒体渠道的行为特别恶意,但在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却是一个普遍问题,而且必须根据技术和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来持续解决。媒体仍需要保护我们避免国家权力被滥用;但我们也需要国家来保护我们避免媒体滥用权力。

http://prosyn.org/szQmim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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