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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一代又一代

纽约—一国的经济成功取决于其国民的教育、技能和健康程度。当一国年轻人身体健康、受到良好教育时,他们就能找到高薪工作,赢得尊严并成功地调整渡过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期。企业会增加投资,因为它们知道员工生产率很高。但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没能应对好保证每一代儿童获得基本健康和优秀教育的挑战。

为何如此之多的国家不能很好地应对教育挑战?一些国家太穷,无法提供优质教育。父母亲自己也许也没有受过充分的教育,这让他们在孩子入学一两年之后便无力供养,这导致了文盲和科学盲代代相传。多子女家庭(比如有六七个孩子的家庭)的这一困境尤为突出,因为父母亲在每个孩子身上的卫生、营养和教育投资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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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发达国家也做得不好。比如,美国残忍地对最贫困儿童的惨状熟视无睹。穷人生活在贫民区,上烂学校。他们的父母亲通常是失业者、疾病缠身、离婚甚至入狱。尽管总体而言美国已经进入了丰裕社会,但儿童却陷入了永恒的代际贫困循环。穷孩子通常最后会变成穷大人。

令人瞩目的新纪录片《我所居住的房子》(The House I Live In)表明,美国的情况甚至刚才我所描述的更凄惨、更残酷。这一切都是拜灾难性的政策所赐。大约40年前,美国政客开始“像毒品宣战”,表面上摆出杜绝致瘾药物(如可卡因)的姿态。但是,正如该片所清楚显示的,毒品战争演变成了一场穷人战争,特别是针对贫穷少数族裔的战争。

事实上,毒品战争造成大量贫穷少数族裔青年入狱。如今,美国时时刻刻都有约230万年轻人在蹲班房,其中相当数量是因贩卖毒品以解决自己的药瘾而被捕的穷人。结果,美国的入狱率为世界之最,平均每10万人中有令人咋舌的743人坐牢!

该片描绘了一个噩梦般的世界,贫穷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残酷的、费时费力的、事倍功半的“毒品战争”贯穿着整个过程。穷人——通常是非洲裔美国人——在从军队退役后由于无一技之长和雇用合同而无法找到��作。他们陷入了贫穷,并转向了毒品。

他们没有获得社会和医疗补助,而是被逮捕入狱,打为重犯。从此,他们便成为班房的常客,几乎不可能找到可以让他们摆脱贫困的合法工作。他们的孩子在父母不在家的环境中长大,感受不到希望和支持。瘾君子的孩子通常自己也会变成瘾君子;也会成为班房常客、遭受暴力甚至早夭。

这一问题的疯狂之处在于美国对显而易见的一点视而不见,而且这一视而不见维持了40年。为了打破贫穷循环,一国需要投资于儿童的未来,而不是每年将230万人投入班房——他们中有许多都不是暴力罪犯,而是贫穷的受害者。

许多政客是这一不正常现象的共谋。他们煽动中产阶级的恐慌,特别是针对少数族裔的恐慌,将这一社会行为和政府支出的错误方向永久化。

基本要点是这样的:政府在保证所有年轻人——不论贫富——都拥有机会方面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穷孩子不可能在没有强力而有效的支持高质量教育、卫生保健和全面营养的政府计划的情况下摆脱自身和父母的贫穷状态。

这才是“社会民主”的实质。社会民主由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率先实施,哥斯达黎加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已经推行。其中的思想简单而有力:所有人都应该得到机会,而社会应该帮助所有人得到这个机会。最重要的是,家庭必须帮助儿童健康成长、完善营养、接受教育。社会投资是巨大的,钱来自高税收——富人得缴税,而不是逃税。

这是打破贫穷代际传递的基本方法。瑞典的穷孩子从出生就可以享受福利。孩子的双亲可以获得母亲/父亲产假以便于照顾婴儿。政府还提供高质量的日托服务,以便母亲安心回到工作中去,不必担心孩子呆在不安全的环境中。政府保证所有孩子都能接受学前教育,让他们做好从6岁开始的学校教育的准备。医保也是普遍适用的,因此每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

因此,比较一下美国和瑞典就很能说明问题。看一下经合组织所提供的可比数据和定义,美国贫困率为17.3%,是瑞典的数字(8.4%)的两倍有余。美国人入狱率是瑞典(10万人中有70人)的十倍。平均而言,美国比瑞典更富,但美国最富和最穷之间的收入差远大于瑞典,且美国对待穷人的态度是惩罚,而不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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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出现的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是美国的社会流动率在高收入国家中几乎垫底。生而平穷的孩子很可能死也贫穷,生而富足的孩子很可能死也富足。

这一代际演化导致了人力资源的大浪费。从长期看,除非有所改变,否者美国将为此付出代价。投资于儿童和年轻人可以为社会带来最高的回报,不管从经济学上说还是从人类学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