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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的救命药

普林斯顿—始于去年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埃博拉致命大爆发凸显出制药生产的一个问题。一旦情况清楚地表明传染病无法得到迅速遏制,一些企业就会迅速安排潜在治疗和疫苗的临床试验,这表明它们已经具备了生产可靠潜在产品的能力。

埃博拉不是新疾病:它在1976年就已经得到了识别。但是,在2014年前,最大的爆发发生在2000年的乌干达,425人被感染,224人死亡。尽管我们已知埃博拉具有传染性和高致死率,但我们认为只有非洲贫困的农村人口属于高危人群。对制药企业来说,开发埃博拉疫苗和治疗手段不具商业吸引力,因此没有进行多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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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随着最近的大爆发而改变。2014年9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预测,在最糟糕的情形中,不出4个月将由140万人被传染。媒体散布恐慌,说埃博拉可能传播到丰裕国家,这催生了不同寻常的预防措施。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国会拨款62亿美元,其中24亿美元用于降低埃博拉进入美国的风险和建立50座美国埃博拉治疗中心。

最糟糕情形没有成为现实。2015年4月,最接近的估计是大约25,000人被传染,近10,000人死亡。西非以外地区只有不到30例病例和五人死亡。尽管如此,恐慌,特别是看到了新的有利可图的市场,让制药企业争相研发埃博拉相关产品,而卫生官员则哀叹为何不早点这样做。

我不是在批评制药公司因为没有市场而不去生产埃博拉疫苗。它们不是慈善机构。如果我们希望它们生产帮助发达国家穷人的产品,就需要找到办法让它们的投资——以及它们的股东——获得回报。

制药公司没有激励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但它们很有激励为丰裕国家的人民开发产品。一种叫做Soliris的药,每年每位病人要耗费440,000美元。相反,葛伍维尔(GiveWell)估算,在疟疾为主要致死原因的地区分发蚊帐,只要3,400美元就可以拯救一条人命。并且被拯救的大多是儿童,而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的预期寿命也至少有50岁,换算下来拯救一年性命的成本只有68美元。我们真的应该给予丰裕国家的人相当于发展中国家贫困儿童6,000多倍的生命价值吗?

由于绝大多数医疗和制药研究以影响丰裕国家人民的产品为目标,因此它们只能解决全球疾病负担的一部分。一些政府和基金会出资的研究以主要影响穷人的疾病为目标,但这些研究不系统,也缺少其他情况下效果显著的制药创新激励。

纠正这一失衡的一个很有希望的尝试是耶鲁全球正义计划(Global Justice Program)主管托马斯·波奇(Thomas Pogge)和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家艾丹·霍利斯(Aidan Hollis)七年前发起的健康影响基金(Health Impact Fund)项目。如果健康影响基金能获得足够的融资,它可以提供与降低全球疾病负担效果相匹配的产品开发激励。

在最近的埃博拉爆发前存在这���一个基金是否能推动埃博拉疫苗和治手段的开发,我们无法确定。但制药公司将对这类产品有所考虑——其他在地球某处拯救生命、改善健康的治疗手段亦然,不管人们是否有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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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波奇和霍利斯对他们的方案进行了微调,使其做好了进行真实世界实验的准备。开发某产品的某公司将获得一定比例的奖励金,金额基础为它在竞争可得资金的产品所取得的总健康改善成果中的所占比例。但是,仍然需要足够的奖励金——也许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制药业资助1亿美元——以刺激认真的投资。

这一试点计划将有助于贫穷患者,也将考验科学家公正准确地测量健康影响的能力。该计划啊还将提供需要的证据促使政府、基金会和全球机构大幅增加支持,以满足扩大当前影响制药公司决策的激励体系的需要。如果试点成功,我们将找到办法支持不论国籍和财富、平等保护一切生命和改善全人类健康的药物和疫苗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