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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来一场阿拉伯之春

特拉维夫—“一个幽灵,不可治理的幽灵,在发达世界游荡,”这是今年早些时候《经济学人》一篇社论的开头,效仿了《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但并不只是西方在与不可治理角力。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示威者明确地表示,除非领导人能够实现好治理,否则他们将不可治理。

示威的直接起因各不相同。阿尔及利亚是因为总统布特弗里加宣布将竞选第五个任期,导致人们涌向街头。埃及是因为政府收紧了向数百万人提供大米等基本粮食的食品补贴计划。伊朗是因为此前享受高额补贴的燃料价格提价50%;苏丹是因为物价腾贵和面包短缺;黎巴嫩是因为准备提高WhatsApp等应用的语音聊天税。

但这些星星之火之所以形成燎原之势,完全是因为燃料早已准备充分。既是布特弗里加随后辞职,埃及恢复180万人的食品补贴计划,黎巴嫩取消WhatsApp税,示威仍然没有平息。

很容易认为,和2011年阿拉伯之春暴动一样,是公众对民主的渴望点燃了今天的火焰。但阿拉伯之春有时候演变为赢家通吃的伊斯兰主义统治,有时则导致国家实质崩溃。今天的示威者早已不再期待完全民主的政府(在大部分人看来,最后总是军队掌权),转而要求能够运转又能合理问责的政府。

任何运转正常的国家,不论是否民主,都取决于社会契约,其中,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其提供稳定的经济进步、安全的就业岗位和可靠的社会安全网的条件的能力。阿拉伯独裁体制无不是密不透风的经济利益的附庸,需要腐败而不可问责的安全机构的扶持,一直与这一社会契约背道而驰。

最近的发展趋势——如油价下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埃及进行的结构性调整——加剧了阿拉伯人民的经济痛苦,将大量人民推向了破产边缘。在伊拉克,对腐败和失业的不满达到了顶峰,甚至不需要有明确的触发因素,便让广大群众走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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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示威者的主要动机是具体的物质要求,比如更多就业岗位,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低的生活成本,还有反腐措施。他们希望,如此就可以让他们的运动避免阿拉伯之春的命运,因为这些运动的支持超越了宗派界线。

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所以失败,部分是因为它们所暴露的深刻的社会分裂——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裂,德鲁兹和库尔德的分裂,激进圣战分子和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的分裂,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分裂,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分裂。四面楚歌的独裁者很快便抓住了这些紧张态势,削弱反对派,重塑自己的权威。

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苏丹都不乏种族和宗教分裂,包括历史和宗派冲突。但示威者愿意也能够克服这些分歧。“不是柏柏尔人,不是阿拉伯人,不分种族,不分宗教!我们都是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尔的示威者吼道。看起来,他们仍然憧憬着多元化的阿拉伯民族国家这一岌岌可危的前途。

平心而论,一直有人呼吁采取彻底的政治改革。在黎巴嫩,虽然总理哈里里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但示威仍在继续,许多人希望颠覆整个政治阶级。在阿尔及利亚,示威者抵制布特弗里加下台后的总统竞选,理由是所有候选人都与他的统治密切相关。

但种族间的和谐总是在示威者关注共同经济怨气,而不是民主和建国的千秋大梦时,更加容易实现。在黎巴嫩,政治制度的反对者试图纠正其根本性的宗派性——这导致其沦为真主党和伊朗地区算盘的人质。

但在长期,挑战在位权力的最大的希望在于广泛的种族间联盟。真主党对黎巴嫩示威的暴力反对表明,跨种族公民日程如何威胁到赋权某些人的全身心的抵抗文化。

如今,即使示威者避免了某些2011年暴乱的陷阱,也仍然十分脆弱。他们面临着强大的镇压机器,同时缺乏服众的领袖和明确的战略。在伊拉克,示威者被警察射杀。在伊朗,死亡人数已 超300,被捕者更是数以千计。埃及也有数千人被捕,记者称为安全部队的首要目标

没有外部势力愿意干预阻止镇压,因此示威者面临十分不利的局面。至少在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领导下的西方支持阿拉伯世界对民主的追求。如今,定调的是特朗普——他对于美国的国际责任毫无兴趣,还曾将埃及总统西西称为他“最喜欢的独裁者”。欧洲则忙于应付自身内部崛起的极权主义和原始法西斯主义运动。

今天的阿拉伯示威者已根据阿拉伯之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和目标。在某些以恢复可治理的情况中,他们可能会取得胜利;事实上,他们已经胜利了。但他们能否克服政府镇压机器的抵抗,确保真正的治理改进,还远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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