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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的啼哭

每年,4百万婴儿在出生后4周内死亡,也就是每天死亡超过1万人。大多数新生儿死亡根本不予登记,除了对他们的家庭外,不为人所知。几乎所有的(99%)的死亡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但是,大部分研究和资助却集中于发生在富国的1%的死亡率的高科技护理之上。

死亡的最大危险发生在生命开始阶段:四分之三的新生儿(三百万)在出生后一周内死亡,至少1百万的婴儿在出生后第一天死亡,许多人是死在家里,没有正规的医疗护理。而且,几乎40%的儿童死亡发生在新生儿阶段,非洲和南亚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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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存活项目大多集中在出生一个月后发生的肺炎、痢疾、疟疾以及可以通过疫苗防治的死亡原因上,而安全母婴项目大多集中于母亲身上。防治新生儿死亡因此就只能位居母亲和稍大一点的儿童之后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可以避免的悲剧。英国科学杂志柳叶刀最近对新生儿死亡问题的系列文章估计,如果在最需要的地方有效地采取简单的防治措施,就可以防止41%到72%的新生儿死亡。换言之,每年有3百万婴儿不必死亡。

众所周知的、低成本以及低科技含量的防治手段,例如破伤风疫苗、专门母乳、低体重婴儿的简单护理以及防止传染的抗生素等并没有提供给那些最需要得到的孩子。这些防治手段极为低廉有效, 而且,把这些手段组合在一起并把它们同其他保健措施结合起来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

挽救性命要求在最大危险之时赶到死亡率最高的国家的母婴。目前,全世界大约只有一半的妇女生产时有高技能的助产师在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到40%的妇女生产时具有高技能护理;在南非,这个数字低于30%。拉丁美洲和南亚已经快速地提供了专业护理,但是,根据目前非洲的进步水平,在2015年的时候仍然有50%的妇女在生产时没有专业护理。在埃塞俄比亚,最高收入人群中的妇女有四分之一在生产时使用专业护理,而最贫困妇女则只有1%。

低收入国家表明,快速改善是可能的。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秘鲁和博茨瓦纳都已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把新生儿死亡率降低了一半。这些国家的成功依赖于在高阶层作出政治承诺,持续提供高质量的母婴和新生儿护理。

综合规划十分关键。在印度,新生儿保健是全国生育和儿童健康计划的组成部分。在埃塞俄比亚,新生儿护理被列入新的社区基础上的医疗规划之中。

当然,没有什么“万能的”解决方案。新生儿死亡的数量和原因、医疗体系的能力、决策者和资源配置以及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面临的阻碍都迥然不同。

在75个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中维持90%的新生儿保健护理所需要的额外成本每年估计只有41亿美元。这个数额补充当前的20亿美元花费,而这20亿美元的仅仅30%专门用来新生儿的护理,而其中的大部分还用于母亲和稍微大一点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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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个弱小的医疗体系仍然有可能大幅度降低死亡率。仅仅由于没有原本是他们的基本权利的基本医疗护理,全世界每年有3百万婴儿死亡。全世界需要现在行动起来,创造挽救这些婴儿的生命所需要的政治意愿和财政资源。

实际上,继续置处于危险境地的婴儿于不顾是对我们人类自身的荒谬的不人道的行为,因为我们完全知道,新生儿死亡完全是可以防止的大规模的人命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