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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新公司

坎布里奇——公司是现代经济的基石。绝大部分生产、投资、创新和就业岗位创造都发生在公司内部。它们的决策不仅决定经济表现,同时也决定一个社会的健康与福祉。但由谁来管理公司,并且应代表谁来作出上述决策?

我们现代经济体运行的传统理念是,公司由投资者管理,并代表投资者。上述理论假定所有者和雇员之间——也就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投资者拥有公司,他们必须做出一切相关决策。即使在有多个投资者组成的大公司中这其实不切实际,但人们依然假设经理是投资者的“代理”——而且仅仅代表投资者。

这种公司理论建立在两个虚构的假设之上。首先,只有投资者“投资于”公司,因此他们是唯一承担风险的人。其次,市场具有完全竞争性,没有摩擦,因此劳动者(以及其他受公司决策影响的人,例如供应商)如果不喜欢某个公司对待他们的方式,可以离开并去往任何地方。

但在现实生活中,工作绝不仅仅是收入的来源,而是成年人个人和社会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在岗位上建立的关系以及因此而融入的群体赋予他们目标,并帮助他们确定身份。工作不仅为劳动者提供物质效用,而且还提供表现价值。就业条件不仅决定我们买得起多少东西,还决定我们的自我意识,以及我们的期望和潜力得到实现的程度。这解释了为什么失业往往会严重冲击我们整体的生活满意度。

如果市场竞争激烈,没有摩擦,同时如果信息完美,那么这些就都无关紧要了。劳动者会与投资者(或其代理)签订完全合同,并将所有这些因素都纳入自己的考量范畴。劳动者会按公司来进行分类,选择在赋予他们物质利益和表现价值最佳组合的公司工作。但在现实世界中,上述完全合同是不可能的,而且不完全竞争是一种常态,从而赋予公司过度的权力来决定劳动者的生活。

法律学者伊莎贝尔·费雷拉斯在其引人入胜的著作公司政治实体一书中,进一步发扬光大了上述理念,来挑战投资者治理公司的传统观念。她认为,问题源于未能将“法人”与“公司”区别开来。法人是一种国家认可的法律形式,规定了投资者的法律权利和责任,以及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而公司本身则并非某种法律结构;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它将法人嵌入由劳动者、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构成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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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法律意义还是经济逻辑上,如何治理公司的问题都没有确定的答案。费雷拉斯提出了一项与国家政府的类比。随着国家政治变得愈加民主,成立了又一个更具代表性的议会来补充由贵族统治的上议院。同样,公司也可以由两院制来进行管理,劳工院和投资者院拥有同样的发言权。德国的共同决定制相对接近费雷拉斯的提议,但由于工人代表在德国公司董事会中从来不具有平等权力,因此上述制度仍然存在缺陷。

劳动者控制对平衡投资者无视员工福利的冲动非常重要。但必须进一步关注另外两种社会外部因素。首先,现代创新需要生态系统,该系统中的公司严重依赖其他公司和供应商来制定标准、传播知识和技能。但很多时候会出现协调失败。例如,如果没有互补的上下游投资,哪怕可行的技术可能也无法成功诞生。

其次,还存在查尔斯·萨贝尔和我所说的“好工作”的外部性。好的中产阶级工作岗位稀缺会导致社区产生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弊病——家庭破裂、上瘾、犯罪、社会资本下降、仇外以及独裁价值观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不可能总是指望那些有好工作的“内部人”把“外部人”的利益放在心上。因此,即使劳动者在公司内部得到授权,我们也需要机制来确保更广泛的群体利益被内化。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政府行为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必须提供化解局部协调失败所需的推动力。他们还需要提供胡萝卜和大棒,从而使公司实现将好工作的外部性内化。而公司则不应将此类政府干预视为对其能力的限制,反而应将其视为拓展其技术和就业机会的可能。

近年来,大公司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它们不仅应对财务底线保持敏感,而且还应当同样关注自身行为的社会和环境效应。现在,社会责任、利益相关方模型和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标准充斥着有关公司治理的讨论。越来越多的公司将自身定义为同时追求利润和社会效益的“混血组织。”有些已经发现提升劳动者待遇有利于创造利润。

所有这些事态发展都是可喜的。但社会不应允许投资人及其代理来推动有关改革公司治理的讨论。如果公司作为社会和政治主体需要服务于公共利益,那么劳动者和当地社区尤其应当在他们的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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