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缓和美中紧张局势，以不同的方式脱钩

吉隆坡—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最近将与中国关系的目标从“脱钩”改为“去风险”。但现实情况是，去风险就像脱钩一样，需要双方的参与和共同议程。虽然降低风险的目标可能很明确，但除了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之外，其实质内容并不清楚。

迈向富有成效的对话的第一步是认识到贸易、技术和地缘战略这三种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在推动美中紧张局势的加剧。为了制止这种恶性循环，这三种类型的竞争必须脱钩，适用于每个部门的政策工具必须分开。

例如，将贸易政策武器化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只会减少经济关系的互惠互利，而不会缓解地缘战略紧张局势。 由于领土争端，中国于2010年禁止向日本出口稀土；在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后，中国在2020年限制从澳大利亚进口一系列商品。然而，这种报复最终是无效的。

同样，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微芯片——一种类似的经济胁迫形式——不太可能保证美国的长期技术主导地位，除非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承诺永久遏制中国。

地缘战略竞争的成功分割要求国家安全不应被视为零和博弈。试图获得对另一方的战略优势只会加剧双边紧张局势，带来军备竞赛的双输结果。相反，只要即使对方先动手也难以取胜，那么每个国家都应该认定其国家安全得到了充分保障。

相互依存——亚当·斯密（Adam Smith）创造 财富最大化的机制——不必让一个国家变得不安全。各国应就向其他国家投射武力问题进行直接谈判，并缔结包括军备控制协定和建立缓冲区在内的安全条约。经济胁迫是一种低效的工具，因为它不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造成伤害的能力（看看朝鲜就知道了），与此不同的是，武器协议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在不破坏经济关系的情况下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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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技术竞争细分好比安装防护栏，防止产业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每个国家都制定产业政策；例如，美国有最近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CHIPS和科学法案》、研发投资税收抵扣、国家科学基金会拨款和国防部采购实践。

事实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成功地实施了产业政策，即便如此，它们的大多数产业政策也未能产生预期 的结果。

产业政策的问题在于，其影响可以超越国界。当一个小国的产业政策失败时，它只会伤害自己。但一个大国产业政策的失败在执行期间会降低在世界市场上交易的目标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从而伤害自己及其贸易伙伴。

减少大国产业政策过度冒险的一个方法是缔结一项新的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禁止“不公平的产业政策做法”，就像该组织目前禁止“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一样。全球谈判的起点之一是产业政策的持续时间。

最有效的产业政策关注供给侧：一个国家加强自身能力比试图阻碍其他地方的创新更能取得更好的结果。例如，如果美国主要关注改善高中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激励国内企业研发，吸引外国人才，而不是阻碍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和学术接触，那么它会做得更好。

在地缘战略、技术和贸易竞争脱钩之后，贸易政策工具可以仅用于扩大贸易。这可能意味着采取反制措施以阻止保护主义关税，以及建立世贸组织加（WTO-plus）贸易区，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

美国和中国需要重建互信，然后才能就军备控制和产业政策达成新的协议。即使两国都准备加强互信，先采取行动的一方也面临被另一方拒绝的风险，这几乎必然会引起国内政治的严重反弹。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可以通过邀请中国和美国积极参与该组织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气候行动项目来减轻这种“单相思”的风险。所有这些都旨在实现联合国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气候协议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

美国和中国在2015年也承诺实现这些目标，因此接受东盟的邀请将符合其国家利益和国际义务。中美合作几乎肯定会成功，因为汇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G7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的资源将创造巨大的规模经济。成功的合作将带来更大的双边信任，为将地缘战略竞争和技术竞争与贸易竞争分离的谈判奠定基础。

经济相互依存并不损害安全；相反，脱钩要危险得多。重建关系可能考验我们的创造力，但为所有人实现更大的安全和繁荣肯定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