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在2018年，贸易——相对于其他任何政策领域——受到了更多的“扰乱”。一系列过去被认为是古老，技术性，且——说句实话——相当无聊的事务如今都占据了新闻头条，杂志封面，甚至登上了约翰·奥利佛（John Oliver）HBO《上周今夜秀》的喜剧纪录片 。那些传统上反对自由贸易协定的选民现在都在赞叹自己的先见之明，而那些过往并不以拥护自由贸易闻名的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和法国——也纷纷以全球贸易体系的捍卫者自居。
不过我们也有必要探究一下究竟有多少东西实际上被扰乱了。总统特朗普确实将美国从原本包含12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撤了出来，但其余11个签署国已经自己实施了大部分协议，同时也为美国的重新加入留了后门。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该协定可能最终会远远超出当初设想的范围。此外，更新过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如今被称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也主要参照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模板，该模板已经包含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添加了一些值得留意的补充。
与此同时，欧盟已经与加拿大、新加坡，越南和日本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同时正在与澳大利亚、墨西哥，新西兰，东南亚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以及其他实体达成就相关协议展开谈判。由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组成的太平洋联盟（Alianza del Pacífico）正持续扩大其在拉丁美洲的贸易以及其他伙伴关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亚太地区迅速发展。而非洲联盟在向着实施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也取得了更大进展。
简而言之，全球贸易迈向更深层次融合和更高贸易标准的趋势仍在继续。纵使特朗普政府以不可预测且意想不到的方式部署贸易救济措施，实施针锋相对的关税，重新引入进口配额同时对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施加严重限制 等行为确实造成了很大困扰。但最终特朗普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修订实际上可能有助于扩大美国国内对贸易的支持，因为许多最忠诚的特朗普支持者传统上一直对贸易协议持怀疑态度。
这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杯子里还剩半杯水”式的解释。另一种解释则是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撕裂。通过放弃其全球领导作用，美国失去了其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的信任并向其对手拱手献上了大礼。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或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规则的制定者，或者根本不会再有任何规则制定者，国际秩序的走向只能随波逐流。在后一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可能会效仿美国去采取单方面行动且只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维护其国际义务。
现在下结论说哪种情况将出现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崛起。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以及那种主权失落意识的日渐强化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两极分化，且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从被边缘政党民望高涨所困扰的欧洲再到深陷腐败的新兴经济体，各地的政府似乎都更加专注于国内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力展示大胆的领导力——而这恰恰是最需要解决快速技术和经济变革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的时候。
Subscribe to PS Digital
Subscribe to PS Digital
Access every new PS commentary, our entire On Point suite of subscriber-exclusive content – including Longer Reads, Insider Interviews, Big Picture/Big Question, and Say More – and the full PS archive.
Subscribe Now
在国际层面的领导真空和国家层面的瘫痪之下，私营部门的行动者越来越有必要站出来，但这并非出自于内心的善意，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正如黑石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等人所指出的那样，企业仅仅专注于股东的短期回报已经不够了，还需要考虑长期以及自身经营所处的经济和政治环境。除了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事业之外，这两者都很重要，这意味着开发那些在商业上可持续的经营模式，同时“服务于社会目的” 。
通过做对的事来实现成功不仅仅是一个标语，也必须是一种指导性的经营理念，还得承认私营部门需要一个健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才能茁壮成长，并且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这种环境。近几十年来，公众对政府，媒体，企业和其他领导性机构的信任急剧下降 。如果企业领导人继续忽视其运营环境的健康状况——或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别人的事——他们就将在未来几年内面临更多去全球化，不确定和不稳定风险。
经济增长一直是过去75年来这段历史性全球成功故事的决定性特征。即使存在其局限性，全球化也使得超过10亿人摆脱了贫困，并在几乎所有人类发展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但是这项工作还未大功告成，为了防止倒退，必须将重点从总体增长转向包容性增长。增长所带来的收益不仅要累积到那些顶层富豪手里，还要惠及于所有收入水平的人，不仅落入跨国企业囊中，还要流入中小型企业的口袋。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利用了人们遭到抛弃并被排除在制度之外的挫败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集中精力确保在经济网络中的普遍包容性，使个人和家庭能够实现财务安全并追求改善生活的机会。这种必要性同样适用于肯尼亚农民或埃及服装业工人，也适用于当前在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中苦苦谋生的美国人。
目前的贸易政策扰乱究竟是深刻而持久还是表面和暂时的还有待观察。我们还不知道是否能回归正轨还是说潘多拉盒子已被打开。但是在缺乏国际和国家领导的情况下，企业不应坐以待毙。
发自纽约——在2018年，贸易——相对于其他任何政策领域——受到了更多的“扰乱”。一系列过去被认为是古老，技术性，且——说句实话——相当无聊的事务如今都占据了新闻头条，杂志封面，甚至登上了约翰·奥利佛（John Oliver）HBO《上周今夜秀》的喜剧纪录片。那些传统上反对自由贸易协定的选民现在都在赞叹自己的先见之明，而那些过往并不以拥护自由贸易闻名的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和法国——也纷纷以全球贸易体系的捍卫者自居。
不过我们也有必要探究一下究竟有多少东西实际上被扰乱了。总统特朗普确实将美国从原本包含12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撤了出来，但其余11个签署国已经自己实施了大部分协议，同时也为美国的重新加入留了后门。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该协定可能最终会远远超出当初设想的范围。此外，更新过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如今被称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也主要参照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模板，该模板已经包含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添加了一些值得留意的补充。
与此同时，欧盟已经与加拿大、新加坡，越南和日本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同时正在与澳大利亚、墨西哥，新西兰，东南亚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以及其他实体达成就相关协议展开谈判。由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组成的太平洋联盟（Alianza del Pacífico）正持续扩大其在拉丁美洲的贸易以及其他伙伴关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亚太地区迅速发展。而非洲联盟在向着实施《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也取得了更大进展。
简而言之，全球贸易迈向更深层次融合和更高贸易标准的趋势仍在继续。纵使特朗普政府以不可预测且意想不到的方式部署贸易救济措施，实施针锋相对的关税，重新引入进口配额同时对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施加严重限制等行为确实造成了很大困扰。但最终特朗普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修订实际上可能有助于扩大美国国内对贸易的支持，因为许多最忠诚的特朗普支持者传统上一直对贸易协议持怀疑态度。
这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杯子里还剩半杯水”式的解释。另一种解释则是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撕裂。通过放弃其全球领导作用，美国失去了其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的信任并向其对手拱手献上了大礼。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或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规则的制定者，或者根本不会再有任何规则制定者，国际秩序的走向只能随波逐流。在后一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可能会效仿美国去采取单方面行动且只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维护其国际义务。
现在下结论说哪种情况将出现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崛起。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以及那种主权失落意识的日渐强化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两极分化，且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从被边缘政党民望高涨所困扰的欧洲再到深陷腐败的新兴经济体，各地的政府似乎都更加专注于国内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力展示大胆的领导力——而这恰恰是最需要解决快速技术和经济变革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的时候。
Subscribe to PS Digital
Access every new PS commentary, our entire On Point suite of subscriber-exclusive content – including Longer Reads, Insider Interviews, Big Picture/Big Question, and Say More – and the full PS archive.
Subscribe Now
在国际层面的领导真空和国家层面的瘫痪之下，私营部门的行动者越来越有必要站出来，但这并非出自于内心的善意，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正如黑石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等人所指出的那样，企业仅仅专注于股东的短期回报已经不够了，还需要考虑长期以及自身经营所处的经济和政治环境。除了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事业之外，这两者都很重要，这意味着开发那些在商业上可持续的经营模式，同时“服务于社会目的”。
通过做对的事来实现成功不仅仅是一个标语，也必须是一种指导性的经营理念，还得承认私营部门需要一个健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才能茁壮成长，并且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这种环境。近几十年来，公众对政府，媒体，企业和其他领导性机构的信任急剧下降。如果企业领导人继续忽视其运营环境的健康状况——或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别人的事——他们就将在未来几年内面临更多去全球化，不确定和不稳定风险。
经济增长一直是过去75年来这段历史性全球成功故事的决定性特征。即使存在其局限性，全球化也使得超过10亿人摆脱了贫困，并在几乎所有人类发展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但是这项工作还未大功告成，为了防止倒退，必须将重点从总体增长转向包容性增长。增长所带来的收益不仅要累积到那些顶层富豪手里，还要惠及于所有收入水平的人，不仅落入跨国企业囊中，还要流入中小型企业的口袋。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利用了人们遭到抛弃并被排除在制度之外的挫败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集中精力确保在经济网络中的普遍包容性，使个人和家庭能够实现财务安全并追求改善生活的机会。这种必要性同样适用于肯尼亚农民或埃及服装业工人，也适用于当前在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中苦苦谋生的美国人。
目前的贸易政策扰乱究竟是深刻而持久还是表面和暂时的还有待观察。我们还不知道是否能回归正轨还是说潘多拉盒子已被打开。但是在缺乏国际和国家领导的情况下，企业不应坐以待毙。